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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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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投機性城市化
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中國出現了人口流動的高潮，當時的評論家就預測，中國已經進入了“城市時代”。但是直到2011年，官方才正式“發現”，這個國家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大部分人口聚居在城市的情形。
從建筑環境的角度來看，通過對基礎設施、城市配套設施和房地產項目的投資，中國已經為城市化聚集了大量的固定資產。在這方面，大城市起到了表率作用。例如北京，2000年代，其固定資產投資占地區生產總值的40%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固定資產投資投向了房地產行業。這樣的城市積累模式在地理上并不均勻。天津在2008年的時候，其固定資產投資占到該地區生產總值的50%以上，到了2010年，這個數字迅速上升到71%，但在本世紀的頭8年里，天津的房地產行業僅保持在城市固定投資的20%或更少的比例。
但是，隨著家庭和地方政府財富的急速增長，中國的城市化呈現出被邁克爾・高盛稱為“投機性城市主義”的現象。與邁克爾討論的印度班加羅爾的情況不同，中國的投機性城市化不僅限于單個城市，而是在整個國家蔓延。地方和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博弈，并沒有讓情況有所改善。為了成為一個工業化的現代國家，各級政府帶頭進行基礎設施項目的融資。所謂的一線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廣州，都在努力發展為“世界級大都市”。除此之外，城市再開發也成為地方政府投入的關鍵領域。
中國城市化的核心就是對土地資源的運用，這也成為金融發展的重要環節。對于土地的各種直接或間接征稅，已成為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尤其是轉讓費和土地使用權的交易。土地收益被地方政府算作預算外收入，這也是推動地方政府尋求更多土地資源的動力。地方政府有3 種方法達到他們的目的：通過對現存的行政區域進行擴張(包括合并相鄰的縣城)，為當地政府帶來更多對農村土地的控制權；通過設經濟特區或開發區，實現跨越式發展，正如斯蒂芬・格雷漢姆所說的“分裂式城市化”；最后一種，是集中城市行政區域內現有的土地資源，并通過再開發而得到更高效的利用。
在中國，投機性表現在許多方面，尤其包括房地產及其他發展項目。近幾年來，國家投資的高鐵項目和被稱為“鬼城”的社區，都是投機性城市化的標志之一。商品房的價格已經超出了普通家庭承受的范圍，這也迫使年輕家庭在他們首次置房時更依賴于父母。
投機性城市化使大量城鄉土地被征用，居民區和村莊被拆除，大型居民區取代了現有的居民小區。這也提升了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
由于土地資源是有限的，城市擴張也是有限的，這種利用土地資源積累的城市資本模式總有一天會被耗盡。正是意識到這一點，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嘗試其他配套措施，例如對二套房進行征稅。而最初作為壓制房地產投機行為的房產稅，也有可能成為大幅提高政府收入的新手段，但它能否深遠地影響人們對商品房的投資沖動還有待考證。
近幾年來，固定資產的大規模投資，已成為拉動國家宏觀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雖然中央政府已開始強調作為未來經濟發展引擎的消費的重要性，但對固定資產投資的熱情將會繼續并更加明顯。投機性城市化的步伐亦將從東部沿海波及到內陸的中西部地區。新一屆中央政府的目標是在2020年實現中國60%的城市化，中國很可能繼續促進城市積累，并利用其經濟規模保護國內市場，以抵抗周期性動蕩的全球經濟危機。
投機性城市化將會對中國未來的城市和環境帶來什么影響？一個顯著的后果就是：投機性和混亂并存，各地仍將出現各種由拆遷而引發的沖突。
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投資者會尋求既美觀又實用的城市空間改造，城市環境的重塑將進一步傾向于滿足具有支付能力和積累需求的新興中產階級和國內外投資者的愿望。因此，城市環境建設也從經濟、社會和政治上反映和體現了日益增長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這些都是城市新貧民、社會下層的非技術性民工所要經歷和體驗的。就目前而言，社會穩定是由地方和中央協調的結果，也是中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崛起的經濟和政治上的條件。在如此微妙的平衡下，任何對社會的沖擊必然都會引起國家的領導者的警覺。
中國的城市化呈現出“投機性城市主義”現象。由于土地資源是有限的，城市擴張也是有限的，這種利用土地資源積累的城市資本模式總有一天會被耗盡。正是意識到這一點，政府已開始嘗試其他配套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