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工錢,但是他們也為自己的極端行為付出了代價,受到了嚴厲的行政處罰。農民工極端的討薪方式雖不可取,但把他們逼到用生命去演出一場“秀”的背后原因更值深究。
有人說,極端的討薪方式都是被逼出來的,他們希望利用自己的生命或者尊嚴來換取社會的關注,以期拿到工錢。每每讀到這樣的新聞,人們不禁會問,他們為何不通過正常的途徑表達訴求?惡意欠薪不是入刑了嗎?政府不是有工資清欠領導小組嗎?法院不是有針對農民工討薪的速裁機制嗎?為何非要鬧到如此地步?
記者曾跟隨討薪的農民工體驗過討薪之路,在十幾天的時間里,這些農民工把所有能想到的正常的維權途徑嘗試了一遍,仍然沒有實質效果。試想,一邊是百般努力問題得不到解決,一邊是只要爬上高樓引得眾人駐足,立刻就能獲得承諾甚至當場拿到工錢。相比之下,自然會有不少人冒著被處罰的風險“登高一試”。
由此可見,農民工討薪維權成本過高是逼出各種“討薪秀”的元兇。相關部門制定了一套又一套的農民工工資爭端解決機制,而實際上,卻有眾多農民工迷失在這些復雜的維權路上。干活拿錢,天經地義。然而拿到自己的血汗錢還需要繞路子、兜圈子,這讓農民工朋友寒了心。
因此,制定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的辦法固然重要,但是如何預防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發生更重要。我們希望農民工在被欠薪后能有條通暢的維權路,我們更希望農民工朋友們都不用走上這條路就能拿到工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