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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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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已走過30多個年頭，第一代農民工也到了知天命之年。由于收入低、故土難離等原因，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會在城市頤養天年，而是會選擇葉落歸根，回到農村。隨著第一代農民工整體步入老年，養老問題必須擺上議程。這一特殊群體的“超齡”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將到來的養老困局，應該進入我們的視野。（《法制日報》8月28日）
在社會養老金存在較大缺口等整體形勢至今仍不甚樂觀的情況下，農民工養老可以說更是難上加難。這不單單體現在農民工養老工作的面大線長，更因為城鄉二元化等歷史遺留和現實困境的加劇，故使得農民工養老一直停留在“養兒防老”的“自給自足”層面上。體制內外存在兩套截然不同的養老體系，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工自然無法獲得體制內的“垂青”，而鑒于農民工只是暫時離鄉的打工者，他們的最終身份仍舊是農民，這也就使得他們的養老困局仍舊桎梏在城鄉二元化所帶來的制度迷思當中。
改革開放30多年了，第一代農民工群體收貨了辛酸、歧視以及并不豐厚的收入之后，他們的身體逐漸佝僂，勞動力市場的激烈競爭使得他們不再有任何競爭力，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在榨干他們的使用價值之后，“沒有活干”是他們不能改變的趨勢，更大的困境則在于，已經整體步入老年的他們，能否“頤養天年”，又該如何“頤養天年”？傳統社會的斷裂使得“養兒防老”的模式顯然已經難以滿足日漸增長的養老需求，而體制造成的裂縫顯然短時間內難以彌縫。如此看來，橫亙在農民工面前的養老困局，顯然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問題。
對于第一代農民工來講，不論是“超齡”的堅守還是被迫的返鄉，都無法抹去改革開放大背景下的時代變奏色彩。據媒體估算，在全國近2.3億的農民工中，50歲以上、面臨養老困境的農民工已高達3600萬。這些年過半百甚至已屆花甲的農民工，不論是仍堅守工地出賣殘存的體力，還是回鄉依附離開已久的土地，顯然都無法回避養老難題。而30年巨變導致的經濟結構、家庭結構以及傳統觀念的嬗變，都在或多或少侵蝕著鄉村“養兒防老”的社會保障模式。不錯，30年中農村也在發展，但卻是城鄉二元化體制下的不平衡發展。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城鄉間的鴻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這對于包括養老在內的農村公共保障無疑是個嚴峻的挑戰。
不論是從區域經濟均衡發展來講，還是從農村、農民、農業等“三農”問題的重要性來講，發展都不能畸輕畸重，不能搞體制歧視，更不能讓本就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群體（包括農民工）為發展墊底。“三農”問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包括農民工群體在內的農村養老問題又是其中不能忽視重要問題。從社會資源配置、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講，包括養老在內的農村公共服務也應該有一個明顯的提升。從“三農”的層次上說，中國夢應該是興農夢，應該讓農村更公平地享受到改革發展的紅利。
包括農民工養老在內的農村養老困局亟待“破題”。農村養老應該而且可以多元化，公共部門、社會以及個人都應該是農村養老的主體。在制度設計上，可以借鑒新農村合作醫療的模式，政府補貼一部分，個人承擔一部分，同時要鼓勵企業等社會組織發揮應有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包括農民工養老在內的農村養老問題，更應該放到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大背景下綜合考慮，新型城鎮化過程要探索農村養老的新模式，將農村養老納入土地流轉、農村社區建設等過程中，這樣不僅免除了農民的后顧之憂，更有利于提升土地流轉、新農村建設以及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質量，從而在更大程度上釋放制度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