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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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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實行汽車限購、搖號等政策后，車牌成為一種稀缺資源，但是近日一個名叫王秀霞的大媽被爆出其名下竟擁有上千北京車牌，目前這位大媽已經申請將所有車牌注銷。（8月25日《羊城晚報》）
擁有上千北京車牌的大媽是不是普通人？背景論恐怕不會少，但我覺得她之所以會成為“最牛大媽”，不過是有一個北京戶口。據了解，2005年3月以前，只有北京戶口才能買車獲得北京牌照。如此政策，理論上講每個具有北京戶籍的人，都能夠成為“背戶”，也就是替外來人口獲取購車資格上牌的“車托”。
2006年8月，北京發布了《關于加強機動車登記管理的公告》，限期強制執行車輛實名制。這一政策實際是要求購車身份與牌照身份同一化，購車與上牌不再分享，這意味著幫助購車上牌的“車托”，亦相應會成為“牌托”。在這一系列的政策走向中，“最牛大媽”不過是憑著“牛膽”，把一紙戶籍的無形價值賣到了最貴。
“最牛大媽”并不牛，真正牛的還是政策的戶籍壁壘。如果說，機動車輛管理的政策沒有連續性，習慣用戶籍的門檻管理，似乎情有可原。然而，類似的情況在當下大城市依然有著深厚的土壤。比如，前不久一些地方就啟動檢查，打擊利用假結婚“出嫁”戶籍助人購房的行為。
所有的“托兒”當然不是無緣無故的“愛”，而是赤裸裸的“利”。在北京每單購房“婚托”收取費用大約在3萬到5萬元，而“最牛大媽”出租一個“車牌”據說可達1萬。可見，城市戶籍壁壘所制造的內外有別，不僅增加了外來群體獲取城市資源的難度，也無形中增加了本該平等分享資源的獲取成本。
更重要的是，戶籍壁壘的門檻管控，事實上給城市的社會管理留下了諸多隱患，一是社會誠信的淪陷，違規利益的契合，讓政策呈現出道德的“破窗”，規則意識被擠占與閹割；二是社會秩序遭到覆蓋與破壞。如“婚托”拿了婚姻的嚴肅性作交易，對倫理是顯性的破壞；而“最牛大媽”的“牌托”，肢解了車輛社會責任的歸屬，也加大了社會公共風險。最后等到他們被查處，又會誘發“租用”上不斷的糾紛。
拆取城市戶籍壁壘，破解人口正常流動瓶頸，也是保障公民權益平等的題中要義，更是改善社會管理，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必由之路。大城市在戶籍無法全面放開的情況下，在公共管理領域，應逐步淡化戶籍壁壘的痕跡，弱化城市戶籍尋租的含金量，真正讓“最牛大媽”們成為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