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兩三萬元,住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屋外綠草如茵空氣清新……憑著過硬的電氣焊手藝,山東濟南長清區孝里鎮后楚莊201戶里有25戶在澳大利亞“打洋工”,拿到了綠卡。
這樣的新聞,會讓很多國人羨慕,更恨自己沒有掌握一門電氣焊手藝。雖然這條新聞不能證明澳大利亞或者其他國家,對于國外勞工有著無限寬松的遷入環境。電氣焊手藝恰恰是澳大利亞急需的技術性工種,而百名幸運的農民正好抓住了機會,現在即使是靠電氣焊移民也沒有這么容易了。但這一新聞依然有著足夠的社會價值,起碼對于未來中國的戶籍改革來說,有著至少三層可供借鑒之處:
首先是要矯正扭曲的人才觀念,不拘一格引進人才。澳大利亞對于掌握電氣焊手藝的農民工敞開大門,是對人才更高層面的界定。國內許多地方也在推行人才引進政策,但往往局限于狹義上的人才概念——就是所謂高學歷、高收入、高納稅的三高群體,而對于從事技術工作的普通勞動者不屑一顧。實際上,城市所需要的人就應當被歸于人才。已經有部分城市意識到了這一點,比如,經濟最發達的深圳市就曾經出臺達到一定資質的服務員可入戶的政策,但其范圍與數量依然偏窄偏少。由于長期以來對于技術性藍領的制度歧視,導致人才供應出現市場缺口,年輕人不愿意讀技校職高,大學生不想從事高級技術藍領工作,結果就是地方政府所倡導的中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物流業、商貿業等出現人才荒。澳大利亞的故事提醒我們,許多國家正在與我國爭奪技能人才。
其次,以民為本的政策環境才能真正留住人才。對于人才,引進來難,留住更難。百名山東農民之所以扎根澳大利亞,除了經濟收入之外,還有為民著想的種種舉措,讓人感受到了他們不僅是將勞動者當成納稅人,更有著制度上的積極回饋。而國內不少城市的人才引進政策,讓人感覺到明顯的功利化色彩。比如設定的納稅額門檻,就是典型的經濟量化標準。不少人才像候鳥,比較著各地的政策優惠,哪里好就在哪里呆一陣子。城市對人才能留人卻無法“留心”。
最后,政府堅持依法治理,才能促進人才的長遠發展。澳大利亞等國家,無論政府如何換屆,但保護公民各項合法權益的宗旨沒有更改。而國內不少城市,無論是包括人才引進在內的戶籍政策,還是其他公共政策,總是朝令夕改,今天拍腦袋要搞高新產業,就不惜巨資補貼試圖引進幾個院士,明天發現服務業成了發展短板,就趕緊出臺高級技工引進措施。人才會擔憂在這樣的城市,承諾過期就不予兌現,身上的緊缺標簽一旦遇到階段性過剩,就成為無人理會的棄兒。其實很多時候,精英人才需要的恰恰不是特殊待遇,而是一個可預期的法律溫室。
所以,我們的人才引進及戶籍政策何時改變城鄉二元對立等制度弊端,走向尊重公民權益、政府守位而不越位和缺位的法治環境,何時就能讓國人不必羨慕有綠卡的農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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