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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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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的打工者冉艷（化名），生活在一個自己也沒法解釋的“悖論”里。她一家人在東莞的小屋，只能放下一張床。她選擇這樣的生活，是因為要在農村老家建一座“空巢”。
面對這個悖論的，不只是她一個人。
“當前我國有2.36億外出流動人口，其中1.63億為外出農民工，還有7000多萬城鎮間流動人口。到2020年，我國城鎮人口將達8億，預計流動人口將達3億多。如果再不著手解決城市外來人口的身份轉換問題，將對經濟發展形成制約和阻礙。”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近日表示。
青年學者呂途調查發現，戶籍制約下，這個龐大群體中的許多人有一個共同選擇——供血農村，蓋“空巢”。
“農村房奴”之路：“買房——背債——去打工”
冉艷的打工，可以說是由房子推動的。
2004年，她丈夫工作的煤礦倒閉了。“他從1994年開始就一直在煤礦里上班，一共做了將近11年。”
同一年，他們“咬咬牙”在村里買了房子。房款是兩萬多元，裝修又花了1.6萬元。其中不少錢是借的。
她買的是同村人剛建好的房子。“他建好之后，也因為欠債，就出去打工了，把那房子賣給我們。”
為了還買房子的欠款，他們一家三口也踏上了原房東的路——出來打工。
46歲的丈夫念過4年書，在外面上班，1個月可以掙1300多元。冉艷就在東莞出租房狹窄的樓道里做手工活。
“出租屋太小，只能放下一張床，外面地方還大點兒；屋里很暗，白天在屋里干活也需要開燈，白天在外面做，可以省電。”
“我的身體一直都很不好，是當年生孩子落下的病。我現在坐久了或者是站久了，都不行。”冉艷解釋她沒有進工廠做工的原因，“我現在做手工也掙不了多少錢，做手機上面的掛件，一天做2000個，才可以掙14元，一個月大約可以掙500到600元。”
從江蘇到廣東東莞，這些年來，冉艷一家三口在外面打工，家里的房子就閑著。他們有一個1991年出生的兒子，也在東莞長大。
冉艷覺得買了房子有點后悔。“因為現在也沒人在家住，就是用鎖鎖著的。”
“新工人在城市工作，盤桓于局促的居室，勞動的汗水換來的工資絕大多數都用在了老家蓋房子上。”呂途說。
她在《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一書中，統計了包括冉艷在內的在東莞打工、老家在重慶市奉節縣農村的新工人的買房和蓋房情況，全部8位新工人中，6位在鎮上買的房子，兩位在村子里買房或者建房。
這8人當中，出來打工時間最短的，也已經超過了10年。
在四川鄰水縣柑子鎮斑竹村，呂途調研發現的情況更甚奉節。
這里的房子造價從幾萬元到幾十萬元，年輕的主人都不在，但很多人為此花光了一生積蓄。56歲的老朱就是其中一人。
他一家都在廣州打工，包括老兩口、女兒、兩個兒子和兒媳婦。2009年，老朱辭了工，回到斑竹村，蓋了4層樓。
房子蓋了3個多月，雇了10多個工人，一共花了17萬元。“這些年打工的錢，一下子就花完了。”
但老朱認為自己的花銷觀念毫無問題：“在這里，家家戶戶都這樣，打工的錢基本上都花在房子上。”
提及未來的打算，老朱還打算出去打工，兒女們也不回來。因此，新蓋起的四層樓立刻淪為了空巢。
同村81歲的林婆婆家情況同樣夸張：4層的樓，連廁所裝修得也很豪華；太陽能熱水器、家具是紅木的。4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卻只有林婆婆和10歲的小孫女兩個人住，其余兒女都在外面打工。
“這個房子花了20多萬塊。兒子打工的錢都花在這上面啦，還欠了幾萬元的債。”林婆婆說。
“進城不落戶”：嚴重缺乏的安全感
調查過程中，呂途覺得越來越奇怪：“他們建房子，自己又不住，到底為什么？”
她發現，冉艷這一代打工者在打工日子非常難熬的時候會幻想：“等掙夠了錢，就可以回老家了。”
據全國總工會2010年的抽樣調查數據，新工人占整個打工者群體人數的60.9%，他們已經成功取代了第一代打工者，成為大多數。然而，對于他們的未來，回老家仍是絕大多數人的選擇。
但他們真的會回去嗎？
調查發現，“回老家”恐怕是新工人們無路可走的選擇。在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做的《打工者居住現狀和未來發展調查報告》中，就“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辦”這個問題，65.1%的新工人選擇了“回老家”。但如果問題換做“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僅有9.1%的新工人選擇“回老家”。
“顯然，回老家只能是一種沒有辦法的退路。”呂途說，“在老家買的房子，不但是他們的退路，也是他們自我麻痹的方式：有了這套房子，每當覺得城市生活無法忍受的時候，就安慰自己，實在不行還可以回去。”
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率已經超過了50%。但今年年初，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就表示，按真實的城鎮化來看，城市化率不到35%。“因為2億多城市流動人口，不是真實的城市人口。”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許小年教授，把冉艷的狀態稱為“進城不落戶”。“1.6億或者2億的農民工還不是我們城鎮經濟的一部分，也不是城鎮社會的一部分。”
農民為什么進了城之后住不下來？在和網友的訪談中，許小年再次抨擊了這個老問題：“因為沒有戶口，不能享受城鎮居民所能享受的醫療、教育等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這對農民的自由流動構成了很大的束縛。”
城鎮化，被認為是拉動內需的巨大引擎。但許小年認為，現階段的打工群體，還承擔不起這一期待。
“把家小留在農村，自己住在擁擠不堪的集體宿舍里，每年就回一趟家，都沒有正常的生活。靠這樣的農民，社會穩定怎么能夠實現？靠這樣的農民工，他怎么可能有真正3倍于過去的消費呢？”許小年問。
目前，冉艷們還是把“物質的家”安在了老家。有的把房子蓋在村子里，有的在離自己村子比較近的鎮上或者縣上買了房子。
一份對深圳某工廠車間已婚且有孩子的工人家庭團圓情況的調查顯示，夫妻在深圳，孩子在老家的家庭數占到整個調查對象的65%。
得不到父母關愛的孩子，身心健康往往受到消極影響。來自河南的打工者聶夏云，妹妹就輟學了。
“我妹妹當時在隔壁縣上初一，因為家里沒有人管，上了一個學期后，就開始學壞了，成績下降，然后就輟學出去打工了。”聶夏云說。
在調查中，呂途認為，打工群體長期處在一種分裂的狀態中：“他們長期生活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被稱為‘家’的地方，是想象中的養老院，老了以后才能回去。”
“農民工在城市每年就消費一次，因為他的消費主體沒跟他在一起，還在農村。要讓他和家小、子女在一起生活，成為城鎮經濟的一部分，城鎮化的效益才能發揮出來。”許小年說。
在城市化的夾縫中“跳”來“跳”去
調研過程中，呂途認識了“80后”打工者王佳。這個1981年出生的貴州姑娘，外出打工以來，已經換過6份工作。
“我干得最短的是第一份工作，5個月。最長的一份工作做了3年多。”
“這種跳槽頻率，在80后打工者中實屬平常。他們換工作的頻率，比他們的父輩要高得多。”呂途說。
公益組織“工友之家”《打工者居住狀況和未來發展調查報告》顯示，在蘇州，80后打工者近年來平均每9個月換一次工作，而上一代打工者每3.4年才換一次工作。
上一代打工者的原因大都是被動的，包括工廠倒閉、金融危機。新生代打工者，換工作的原因則更加主動了。
王佳第一次換工作的原因是工作臟、工資低。
她這樣描述第一次的打工經歷：“1998年第一次打工，到了東莞，那個廠子是做印字的。我的手都脫皮了，弄到衣服上都洗不掉，都被氧化了。第一個月發了250元工資，一個星期左右，200元就花沒了，只剩50元。聽親戚和朋友講其他地方的工資，就感覺自己工資太低了，工作也比較臟。一看到塑料廠招工，我們幾個就換廠了。”
而河南姑娘聶夏云，換工作則是害怕受工傷。
有一天晚上，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孩子，手被機器壓斷了。之后，聶夏云“每天晚上上班的時候，感覺腦子里面就會聽見救護車的聲音，然后就特別害怕”。不久，她離開了這家工廠。
除了自我保護意識增強，80后一代打工者，普遍更重視自我。
2002年，湖南青年陳若水辭去了在廣州的保安工作，原因是覺得工作太無聊。“那個時候天天就坐在那里，剛開始還能回憶過去，后來慢慢就無法忍受了。學不到什么技術，又賺不到錢，還不如走了。”
于是，陳若水開始學做模具。為了提升技術，他在幾個月內換了6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只干了半天，老板說我技術還不行，就沒要我。不過那個老板算好的，他把半天的工資結算給我了。”
幾經輾轉，陳若水的技術有些進步。一家模具機械加工廠的老板為了挽留他，加了3次工資，不過他還是要走。
“我告訴他，以我的技術，在那個時候也就只值那個工資，我只是想多出去闖一闖，想多學一些東西。做這行，見得越多，技術提升得越快。”今年33歲的陳若水說。
全國總工會《2010年企業新生代農民工狀況調查及對策建議》顯示，換過工作的80后打工者中，主動提出結束合同的比例為88.2%，高出傳統農民工16.9個百分點。19.2%的80后打工者表示近期有換工作的打算，超過傳統農民工4.3個百分點。
“上一代打工者并不習慣這種頻繁跳槽。在他們的理念里，工作不穩定是貶義的，因為工作不穩定多會導致收入不穩定和居住地不穩定。”呂途說。
但80后打工者，則顯然更適應高速變化的城市生活。他們換工作的理由，也和城市青年相差無幾。
呂途看好這種青年擇業的生態：“這給他們找到更好的工作提供一種可能性，也給企業造成壓力，迫使其改善條件。”
“城鎮化”的80后農民工
問題是，當年輕的農民工逐漸成長后，農村的房子怎么辦？
“現在把房子都修好啦，等兩個孫子結婚的時候都不用再修房啦。”林婆婆說。
與林婆婆的期盼相比，她的兒孫輩離農村已經太遠。
冉艷的兒子王濤生于1991年，上學到高二，就出來打工了。現在在東莞的一家廠里做芭比娃娃，一個月工資有2000元左右。
王濤談及自己的工作，明顯與父母不同：“我們做的芭比娃娃，一般會賣到美國，高的要賣7000多美金，現在是高科技的，前面有攝像頭、顯示屏。我們廠一天可以做這種高端的芭比娃娃四五千個。也有一些低端的，我們廠是美國和香港合資的。”
他的生活，也并不“苦哈哈”。
他每個月的開銷主要是：買衣服、打球、上網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飯。他每個月不給父母交工資，只是會給父母買衣服和充電話費等等。
“現在我買衣服有時一個月花500元，上網的錢不多，打球也不多，在廠里住，扣水電費80多元，生活費一個月扣180元。但是我沒有在廠里吃，中午到廠外吃飯，因為廠里的伙食很差，有80%的人沒有在廠里吃飯。現在消費太高了，叫幾個人一起吃飯，喝點酒就要花200多元，一個月的生活開銷要花700多元。”
“新工人們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后，從生活方式到消費模式，都已經是城市人了，很難重新適應鄉村生活。像王濤這一代，甚至沒有種過地，很小就在城市里生活，對土地和農村缺乏認同感。”呂途分析說。
據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發布的2009年調查數據，80后新工人平均寄回、帶回老家的金額為5564元，占外出從業總收入的37.2%。而他們的父輩農民工平均寄回、帶回家的金額為8218元，占外出從業總收入的51.1%。
在呂途眼中，冉艷們是夾在城鄉之間的一代：“有在農村生產生活的經歷，但是外出打工謀生已經是他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而王濤則是迷失在城市之中的一代。年輕打工者生活方式的“城鎮化”速度，已經逐漸超過了制度的“城鎮化”速度。
“他的工作已經是工業化的一部分，他的生活方式是娛樂和消費主義的一部分，他的發展夢想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即使意識到了艱難，80后、90后打工群體也很少將老家作為退路。”呂途說。
那么打工者辛苦做“房奴”，到底意義何在？
“他們在為‘彼岸’進行著投入，這是他們現在艱苦生活的安慰劑，是現在努力拼搏的興奮劑。”呂途為此感到擔憂和悲哀。
讓打工者逐漸融入城鎮，已是大勢所趨。
今年5月27日，國務院轉發了國家發改委《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首次在國務院文件中提出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
該意見的“推進城鄉改革”部分提到，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將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特別是縣城和中心鎮落戶條件的政策。進一步完善暫住人口登記制度，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
李鐵指出，對重點人群的改革，可根據不同規模的城市、外來人口所占的比重設置落戶條件。如京滬居住和就業年限可以相對長一些，京滬轄區的郊區縣和小城鎮條件應適當放寬。“其他城市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明確條件。除居住和就業年限外，不可再行設置其他條件。”
對于未來，王濤有明確的期待。
“我不太喜歡老家和東莞，這里不好玩，工資也不高。等有錢了想到上海開超市，那里發展空間大。”這個來自重慶農村的青年，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