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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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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并非電視問政的首創者，但把電視問政弄得如此聲勢浩大、風生水起的卻似乎只有武漢一家。武漢電視問政已延續三年，由最初的一年一次，發展到一年兩次、一次五場，大有連續發展下去之勢。每年武漢電視問政之時，便是國內媒體蜂擁而至之時。媒體的大幅度報道，更加助推了這一檔問政節目知名度的提升。但檢視媒體報道，少見深度的思考，多見淺顯的頌揚。作為一名曾經的問政參與者和密切關注者，本著質疑是為了完善的態度，我在此表達一下自己對電視問政的管見。
客觀而論，電視問政是一檔頗受本埠市民歡迎的節目。據節目制作方武漢電視臺的介紹，問政節目的收視率比同期熱門電視劇的收視率還要高出許多。盡管此說法沒有獨立第三方調查機構數據的支撐，但以我接觸的各類人群的看法而論，大致可以印證上述結論的成立。個中原因在于：
電視問政為市民提供了一種問政的劇場化體驗。市民可以通過類似設身處地的心理投射，使得某種情緒得到淋漓盡致的宣泄。對官員的直接究問，對問題的大膽暴露，甚至對官員毫不留情的批評，以及官員在鏡頭下的難堪和窘迫，均打破了很多市民的政治神秘感和隔膜感，而有了實在主人翁的快意。
湖泊山體治理、渣土污染、三公消費、建筑違建、服務作風等等這些主題均貼近現實、貼近百姓。節目制作方精心設計的短片曝光問題、觀眾提問打分、官員問答承諾、事后整改問責的問政流程使問政顯得有真實感，因而能夠贏得節目受眾的心理認同。
電視問政被武漢官方定位為民主監督的新形式，是治庸問責的重要內容。電視問政的主導者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認為：電視問政不應只是一個節目，而是揭露問題、檢查工作、考核干部、聯系群眾的工作平臺，其終極目標是“讓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公務員常懷敬畏之心”。在如此目標追求之下，短期內部分市民關切的問題確實得到了解決，機關和干部作風得到一定程度改進，政府的服務效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這些自然也能提高電視問政節目的美譽度。
電視問政的過程是一次釋放善意、宣傳政策、解釋施政困難的過程。此種形式若運用得當，能夠增加社會各方對施政者的體諒和寬待。并可能通過角色互換、將心比心，拉近施政者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減少施政的阻礙。
電視問政盡管有上述所謂的正面效應，但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視。這些局限可分述如下：
首先，電視問政是民主監督其表、威權問責其里的一種形式。它依靠的是體制內的科層問責監督和主要領導人的強力意志推動，其核心還是通過媒體曝光后，由上級領導對下級問責。體制內的問責如同自古以來實行的監察制度一樣，天然存在選擇性問責等諸多缺陷。武漢電視問政三年來暴露的諸多問題，若嚴格按照相關問責制度來要求，應有很多官員要遭受嚴厲查處，但事實上相關問題官員卻穩坐官位、安然無恙。這種只揭露不嚴格問責的問政形式若持續長久，會導致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加劇市民對政府的失望。
其次，依法行政是政府行為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電視問政主體到底是誰？這個賦予問政正當性、合法性的根本問題，在熱鬧的形式下被嚴重遮蔽了。若是電視臺，媒介的輿論監督儼然干政，它如何能有如此強大的能量任意要求某個官員到場？若是廣大市民，那些到場問政的市民是依循何種正當程序選派出來，如何防范市民“被代表”的情形發生？若是“治庸問責辦”，那該機構自身也是并無組織法明確授權的臨時性機構。一個合理的追問便是，誰可以問責“治庸辦”？誰可以監督“治庸辦”？
再次，即便是合法性、正當性不存疑問，電視問政的投入大，成本高，亦使得這種問責形式難以常態化。姑且假定主導電視問政者有壯士斷腕之心，但也一定有害怕引火燒身之顧慮。武漢電視臺的一位負責人就曾直言不諱地說，電視問政還處于較淺的層次，不僅問政的頻率有限，而且問政的內容、尺度也有某種限制，目前還只能做到“動皮毛不動筋骨”。
最后，一個城市政府在特定時間內的配置資源總量和治理能力是有限的，指望它能解決老百姓關切的所有問題極不現實。電視問政極易成為電視切糕，違背資源分配的預算法治。電視問政所涉及的很多問題有著很復雜的面向，有的可能涉及機制問題，有的涉及多個行政部門的職責分工問題，還有的甚至可能涉及整個行政體制。比如交通擁堵、排水不暢的問題，表面的呈現可能是交通、水務部門的失職，但卻可能忽略了武漢市同時存在一萬多個建設工地所滋生的治理難題。節目制作方為了追求節目效果，讓苦主現場指控當事官員。民粹主義逼問讓官員左支右絀，個案糾結取代了對制度的理性審視。這不僅可能消解行政部門的行政權威，而且還會讓官員在鏡頭的逼視下違心承諾、迎合性表態，違背行政決策正當程序。
另外，在現有的人大、政協制度化的問政渠道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另起爐灶力推電視問政，于現有政治資源而言是一種浪費，也有陷入作秀的危險。
(作者系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