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之后，隱瞞疫情成了過街老鼠” ——訪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
時間：2013-04-17 10:37:09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嚴定非
編者按
同樣是個春天，十年前發生了SARS，十年后禽流感H7N9病毒來襲，感染病例仍在增加，死亡病例也在增加。全國合力圍剿的同時，公眾仍不免關切疫情披露應對信息的透明化，這十年里，我們究竟改變了什么？
相比過去，信息透明度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也有隱瞞的，現在的規章制度，不利于報告疫情。
“你是曾光嗎？”
“是。”
“你還沒死啊？”電話那頭，一位年輕的“艾滋病恐懼癥”（簡稱恐艾癥）患者情緒激昂。
自從4年前發布恐艾癥的調查結果后，來自患者的攻擊已經成了曾光生活的一部分——有人將他的手機公布到互聯網上；深夜，謾罵的短信不時來襲。作為年過六旬的老者，他安之若素，“公共衛生學家應該有視野和胸懷”。
曾光，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十年前，2003年4月28日，他走進中南海，成為第一位在政治局講課的公共衛生專家。
十年間，中國的公共衛生體制發生重大變革。“SARS（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向過去的老體制說再見。”曾光的研究興趣隨之轉向公共衛生。他將自己定位為公共衛生專家，盡管頂著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的頭銜。
現在，67歲的曾光和他所在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下稱中國疾控中心）開始接受另一項來自公共衛生領域的挑戰——H7N9。
“第一時間，公共衛生專家的意見就被傾聽到”
南方周末：當一種新的流行病發生后，SARS帶給我們的應對經驗有哪些？
曾光：首先的經驗就是對疾病的流行特征作描述。比如，病的本性、本質是什么？通過什么方式傳播？潛伏期、傳染期多長？在什么樣的環境下最容易傳播？什么時候可以傳播人？有人認為最重要的是搞清病原體，作為流行病學專家，我覺得回答以上問題更重要。
南方周末：2003年3月，衛生部曾在廣東設了三個調查組，您是流行病學組長，鐘南山是臨床治療組組長，梁國棟是病原組組長。據說當時廣東和北京在處理SARS的意見上有些不一致？
曾光：確實有些不一致。但在我們組內，沒有爭議，分歧主要是發生在病原組。認識病原并不容易，都有盲目性。中國疾控中心犯錯你們知道（2003年2月18日，中國疾控中心宣布從病人尸檢標本中找到了衣原體，后被證實病原是冠狀病毒），廣東方面受的影響則是禽流感。
當時基本判斷是，不像衣原體，不像細菌。可病毒實驗香港大學在介入，最先他們認為是禽流感，所以廣東專家也受了影響。當時，在我們組的302醫院的莊英杰教授，強烈反對是禽流感。這兩個病，我都不贊成。
病原學的研究，必須是三家合作：一流的病原學專家；一流的流行病學專家；一流的臨床專家。研究結果不能由病原學專家說了算，但SARS初期的病原學研究得出的兩個結論（病毒來自衣原體和禽流感），均過多依賴病原學家的判斷。
后來，我們發現，實驗室的結果和流行病學的研究也不一致，出現過很多類似情況，最后都證明，流行病學是正確的。科學研究允許探索，允許出現曲折。只是，SARS發生后得出病原體的結論，由于缺乏訓練，缺乏探討機制，一開始就走彎路。不是說我們的專家不夠優秀，而是沒有整合好。
南方周末：那我們現在會怎么處理？
曾光：舉個例子，2009年5月10日，衛生部公布了國內首例甲型H1N1的疑似病例。但是在公布的當晚，我們連夜將標本運到北京。而且我要求，至少兩家實驗室平行檢測。而第一時間，公共衛生專家的意見就被傾聽到了。
“（疫情）最后公布的權力不一定在衛生部”
南方周末：您如何評價十年前SARS疫情中的政府信息公布？
曾光：當時，孟學農（時任北京市長）和我見過一面，給我的印象非常好。但2003年4月20日后，這些人就下去了。歷史就是這樣，不是說他們無能，不想聽專家的意見，沒有作為。真實的疫情到底如何，他也弄不清楚。在我們進入北京市之后，發現計算機里就沒有疫情記錄。
公共衛生體制幾十年的問題，非一日之寒，有些人是替國家受過。但2003年4月20日，這一招起到了扭轉戰局的作用。實際上，就是和過去的公共衛生體制告別了，告別了疫情內緊外松和不透明。
南方周末：SARS之后，疫情倒逼政府信息公開加速立法。您在不同的場合，高度評價過2009年的甲流應對。作為專家組成員，疫情公布這個決策是如何出臺的呢？
曾光：公布的第一例病例，并非衛生部長決定的，具體是李克強（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拍板。2009年5月10日，我要求，今天就公布。衛生部長采納了我的意見，本來說第二天公布。當時的特殊情況是，汶川大地震快一周年了，各國記者都在成都。如果第二天公布，一晚上生出多少謠言。早一步，主動權就在我們手里。雖然當時是疑似病例，但即使錯了，我們坦坦蕩蕩的承認，又怕什么呢？
當天公布這個態度表明，甲流和SARS不一樣了，我們的態度是非常公開的，疑似病例都敢公布。
南方周末：在疫情發布方面，這十年最大的變化在哪里呢？公布疫情的阻力又在哪里？
曾光：在衛生系統內部，隱瞞疫情就像老鼠過街似的，這是最大的變化。比如說，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發時，衛生部就想公開疫情。但地方政府反對，或者說某些經濟職能部門反對。表面上，衛生部可以公布疫情，但衛生部必須請示。中央是否公布疫情，得聽取多方面的意見。
南方周末：也就是說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在作祟？
曾光：相比過去，信息透明度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也有隱瞞的，現在的規章制度，不利于報告疫情。某些地方政府制定控制指標，要求將傳染病控制在多少個百分比以內，下降不了的最好辦法便是少報告，這樣做的目的常常是為了達標，或者為了申報衛生城市，并非衛生系統主動要求這么做的。
此外，其他的一些利益部門也有顧慮。疫情報告后，會對當地的支柱產業產生影響；比如一個城市離旅游點非常近，他就不愿意你報告；有些養禽大省，不愿聽到禽流感。
我覺得，衛生系統，尤其是衛生部，是公開的。但有時候，最后公布的權力不一定在衛生部。一個是制度，一個是執行，這是兩張皮。
“寧愿工資不翻番，也不希望PM2.5翻番”
南方周末：除了在透明度上，還有哪些我們看不見的變化？
曾光：SARS之前，公共衛生很不受重視，國內很多疾控中心還沒建立，衛生防疫站最大的事情是如何養活自己，怎么樣在市場經濟中掙到錢，關注點就不是做現場調查和訓練。
SARS之后，可以說是撥亂反正。以前，城鄉二元化享受的公共利益服務一樣嗎？不一樣。城市流動人口和城市常住人口享受的公共衛生服務一樣嗎？不一樣。SARS以后，發生很深刻的變化，雖然做得不是盡善盡美，但大方向朝“公有、公益、公平”發展。
南方周末：衛生部和計生委合并后，對疾控系統有沒有影響？
曾光：李斌（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上任后，第一站就是到我們這里。她明確指出，在整合的過程中，某些部門混亂些，但你們不變。意思是出現公共衛生事件，必須全力應對。
我們在和她的座談會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外面對中國疾控中心期望值很高，但在北京市公共衛生單位里，中國疾控中心的員工待遇最低，人心不穩。很多人不在國家疾控中心干，跑到朝陽區疾控中心，那里收入高，也在城里，便于照顧孩子。很多地方疾控中心上設備，我們這邊卻添置不起。
南方周末：最后，假如現在再給您一次到中南海講課的機會，您的主題會是什么？
曾光：現在去講的話，我會以霧霾開頭。第四代領導人，接的是SARS的班，因為第三代領導人沒來得及處理。第五代領導人接的是霧霾的班。這說明公共衛生問題，在傳染病方面受到重視了，還有其他的問題冒出來，霧霾就是典型的公共衛生問題，治理起來要比傳染病難得多。我已經給北京市政府先后提了三個建議，其中一個即是研究霧霾對人民健康造成哪些影響。我不希望，到2020年，收入翻一番，PM2.5也翻一番。我寧愿工資不翻番，也不希望PM2.5翻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