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新型城鎮化引起熱議,很多議案提案針對農村怎樣城鎮化,農民怎樣成市民。值得注意的是,城鎮化產生的問題不僅在農村,也在城市。“收縮的城市”現象正在全球,特別是在發達國家蔓延,對我國城鎮化具有借鑒和警示意義。
今天所指“收縮的城市”,主要是工業化后期,由于去工業化、老齡化、高失業率、資源枯竭等原因,使某些地區城市人口減少,經濟活動衰退。德國聯邦文化基金會最近以美國底特律、英國曼徹斯特和利物浦、俄羅斯伊萬諾沃、德國哈勒和萊比錫4個都市區域為例,在全球范圍內對“收縮的城市”課題進行了深入研討,指出了其中的三個成因。
第一是去工業化。20世紀中葉,英國工業就業開始萎縮,到20世紀末,去工業化在英國蔓延,其中在伯明翰、曼徹斯特、格拉斯哥的城市群,制造業的蕭條給城市經濟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影響,而失業加速了城市人口外流和內部“空心化”。
第二是郊區化,即人口、產業、基礎設施從中心城區向偏僻地帶轉移。在美國,“收縮的城市”地處大區域的核心地帶,盡管大區域的人口和就業并未下降,但這些城市卻從中心地區向邊遠地區遷移,從而造成中心地區大面積荒蕪。區域重組又加劇了中心地區的廢棄和邊緣地帶的發展。城市邊緣區域憑借廉價的土地和開放的空間而備受制造業的青睞,導致郊區逐漸代替中心城市。
第三是政治、經濟體制轉型。受蘇東劇變影響,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多數城市人口數量銳減、經濟下滑、工業停滯甚至結構轉型,反工業化、私有化大行其道,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出現收縮,只有那些有高利潤的原材料工業地區才幸免于新經濟浪潮。
同濟大學副校長吳志強認為,為了避免中國未來有可能出現區域性城市群的萎縮,中國的城市規劃要未雨綢繆,做好充分準備,用新的方法和技術來應對城市發展、擴張,以避免城市衰退或人口遷出。
人的城鎮化,針對的是所有人,應該充分發揮政府主導戰略資源的傳統與優勢,趨利避害,發展文化事業,完善社會服務體系,這種城鎮化才能不僅避免“粗放的農村”,也避免“收縮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