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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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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雨不停，沒太陽，裸露而無助。”
57歲的笛媽，說自己四年前就“死”了。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兒笛爾，在公派美國讀博期間遭遇車禍，不幸去世，生命永遠停在了25歲。
笛媽和丈夫隨女兒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兒，也埋葬了自己。”
他們成為了失獨者。
失獨者，一般是指失去獨生子女的中老年父母。他們的年齡大多為50歲以上，幾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發人送黑發人的人間悲劇。
據專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億獨生子女中，有超過1000萬會在25歲之前死亡。這意味著有2000萬名父母，在中老年時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為老無所依的失獨老人。
笛媽和丈夫的命運，是這2000萬失獨者命運的縮影。
“永遠在一起”
沒有女兒的消息，足足有三天了。
自從女兒去美國讀博，每一天，不管多晚，母女倆都要聊上幾句。聽到女兒的聲音，笛媽覺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兒的第一個學期剛結束，改好的論文傳回了國內，就相約和幾個同學去大峽谷玩，放松一下。
電話里，女兒的聲音透著一股高興勁兒：“媽，你也來吧，我帶你去，大峽谷可是自然奇觀哦。”
笛媽拒絕了。丈夫身體不太好，女兒很快就回國，去一趟美國得費不少錢，笛媽心里這樣打算著。
這個決定讓她至今追悔莫及。
第二天，女兒沒打電話來。笛媽給女兒老師打電話。老師寬慰她，別想那么多，興許年輕人玩高興了，忘了呢。
“心慌。”笛媽不知道干什么好。
她記起在首都機場告別時，女兒抱著她，說，媽媽，別擔心，以后家里有我呢。
壓住打轉兒的淚珠兒，笛媽抱著女兒，說，媽等你。
想起這些，笛媽的心，稍稍安穩了些。
電話終于等來了。
美國警方的電話，直接打到了家里。笛媽不敢接電話，丈夫也不敢接。丈夫的表妹接了電話——笛爾遭遇車禍，去世了，需父母來處理后事。
笛媽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層地獄”：“完了。”
丈夫身體不好，笛媽一人去了美國。
大約兩周后，笛媽從美國回到了沈陽的家。她“抱回”了女兒：一盒骨灰。
起初，笛媽想把女兒“留”在家里。她怕女兒孤單，怕自己孤單。入土為安的傳統，最終讓笛媽放棄了這個念頭。
北京八達嶺陵園，笛媽要把女兒埋在這里。
女兒出國前，笛媽陪女兒來北京，正是來八達嶺陵園看姥爺。女兒打小兒跟姥爺親，在姥爺碑前，女兒輕輕地說，姥爺啊，我要出國了，去美國讀博士，您外孫女爭氣吧，等我回來再來看您。
從女兒的墓，走到姥爺的墓，只需要十多分鐘。
“八達嶺，寓意四通八達，不管從哪個方向回家，都方便，她會喜歡。”笛媽抽泣起來。女兒離姥爺近了，可是離家遠了。
這個位于北京延慶的公墓，距離沈陽約有700公里，開車需要約8個小時，坐火車需要4小時44分，最快的是坐飛機，也需要1小時25分鐘。
笛媽沒有車，坐不起飛機，每次來看女兒，選擇的都是火車。
第一次來看女兒，她拼命記住一路的地名、站名和公交路線。到墓前，她把這些一個不落地說給女兒，生怕落了一點兒。
“女兒聰明，回家的路肯定記住了。”她望著墓碑說。
這是一塊沒有照片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泛著冷光，從左到右，并排著丈夫、女兒和笛媽三個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永遠在一起。”
丈夫和自己的名字，是笛媽要執意刻上去的。她甚至堅持要把三個人的名字，都描上金字——在北方風俗里，這意味著一個人真正地告別世界。
她沒能如愿。
“那就一定得在碑上刻上‘永遠在一起’。”她如愿了。
兩年前，她和丈夫賣掉房子，搬離了居住了幾十年的沈陽，去到一個陌生的遼東半島西北部小城。
搬家兩三天后，笛媽就坐火車趕到北京，奔到女兒墓碑前。
她說，女兒，我和你爸搬家了，我來告訴你一聲啊……你別找不到回家的路啊，我們把咱們家里的家具什么的，都搬過去了，你的床也搬過去了，怕你不習慣，就是位置朝向改了，因為房子格局變了，你別怪媽啊……
“概率中的一個”
女兒是笛媽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媽和丈夫都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學歷是小學四年級，只背“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他們希望孩子能多讀點書。
1983年，他們的女兒出生。
三年前，國家以公開信的形式，“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獨生子女時代的序幕由此拉開。
生完女兒十個月后，笛媽必須向工廠交一份已經在體內裝上節育環的醫院證明，否則就不能上班。一旦發現懷孕，會有人陪著去醫院，強制墮胎。
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最嚴格的時候，一旦違規即被開除公職，而那個時候，幾乎所有企業都是國家的。
生第二個孩子，在當時的笛媽看來“不可能出現”。準生證、出生證明、戶口……違規的孩子，什么證也辦不下，“沒有證就不許你生。”
“就是偷摸生了，你這么長時間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給你發工資，不給你漲工資，你怎么活？”笛媽自問自答，“不能活！”
廠里的書記，有一個女兒，女兒被開水燙了胳膊，并不嚴重，書記去開了一張傷殘證明，得以再生一胎，男孩。笛媽當時不理解：書記怎么能這樣呢？不響應計劃生育政策，怎么不求上進呢？
“人家就是高，要不然怎么當書記呢！”現在，笛媽懂了。
笛媽從年輕時，就一直盡量理解國家。她還記得，當時有專家說計劃生育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兩害相權取其輕。”
“不計劃生育，對國家有害，對民族有害；計劃生育，對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媽抬起了雙手，像一個天秤的兩端，上下浮動，“它是有風險的，一個千分之五點四的風險，說不定就落在誰的身上，可這個概率是存在的。”
笛媽的雙手陡然垂下，“我就是概率中的一個。”
女兒上高中之前，笛媽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為了讓女兒有一個好的學習環境，他們就把女兒放到沈陽，讓爺爺奶奶照顧。這樣一來，他們只能兩個星期見一次女兒。
女兒問他們，為什么別的小孩都住在父母家，我要住在爺爺奶奶家？笛媽說，跟著爸爸媽媽只能上職工子弟學校，學習就會落后。
笛媽和丈夫回沈陽，女兒就特別高興，走的時候，女兒特別難受，可從來不說。后來，笛媽在女兒的日記里，看到女兒這樣寫：“爸爸媽媽每次走的時候，越走越遠，最后成了一個小黑點，看不到了。我特別想他們。”
2001年，女兒考入了大連理工大學，數學專業。
女兒和笛媽聊自己的專業，說，媽，數學是嚴謹的學科，是基礎也是尖端，前人留下來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學好不容易。
“嗯，得好好學。”笛媽有一搭沒一搭地回話。
“本科四年就是一入門，根本不能算學數學，媽，我要讀博士。”
笛媽的聲調提高了一些：“這才是我女兒！”
小學、中學、高中、每一次升學考試，女兒都是想考哪個就考哪個。可是笛媽的臉上幾乎不會流露出任何的興奮，“壓著，哪怕是孩子考上大連理工，怕孩子驕傲。”
她想等女兒學成博士歸來，把這么多年攢著的表揚一下倒出來。
她再也沒有機會了。
“沒了脊梁骨”
笛媽和丈夫的生活，被完全摧毀了。
笛媽不敢跟鄰居說話。下樓前，先悄悄打開房門，豎起耳朵仔細聽樓道里有沒有人，沒動靜時，飛一樣跑到樓下，買完菜，再趕緊跑回來，像做賊一樣。
大街上，遇到一個年輕時同一工廠的工友，對方熱切地和她拉家常。聊到孩子，笛媽一下子就蒙了，胡亂嘟囔了幾聲，甩開工友，掉頭就走。
超市里，遇到一熟人帶著女兒，人家遠遠地沖她打招呼。笛媽看到了熟人揚起的手，沒等手放下，笛媽轉過身去，逃開了。
“沒了孩子，就沒了脊梁骨，”笛媽懼怕接觸原來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現在看人不敢看別人臉，只看別人下半截。”
她換了家里電話號碼，換了手機號碼，幾乎切斷了之前所有認識人的聯系。
她覺得自己已經“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沒有了靈魂，“現在是一個行尸走肉。生活是孤立無援的，心態是茍且偷生。”
2010年，笛媽和丈夫以一種決絕的姿態，與過去告別——賣掉房子，搬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她感覺別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樣，究竟哪里不一樣，笛媽說不出。
有時，她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心態“不健康”，可她確信這會給自己“帶來一些保護”。上海一個失獨者的團隊相約一起吃年夜飯，去酒店訂桌，老板知道了他們的情況，拒絕了這群抱團取暖的人，“觸霉頭，斷子絕孫的人，影響生意。”
斷－子－絕－孫，這幾個字，像刀子一樣扎進笛媽的心里，血流出來，生疼，她卻不能喊出一字一句。
“死了算了。”笛媽不止一次地想要死。
坐在屋子里，看著熟悉的家具，她想起女兒。到女兒睡過的床上，躺一會兒，她想起女兒。偶爾看電視，不小心碰上一個娛樂節目，她在心里罵自己：你怎么能看娛樂節目呢？怎么能看招笑的節目呢？你應該去死！
“說死就死。”她站起來，沖到陽臺，推開窗戶，頭探了出去。六層樓高，并不能給她多大的恐懼感，可她還是縮回了頭。
“懦弱！貪生！”她罵自己。
一次，她去銀行存錢。柜臺姑娘扔出一單子，笛媽抓過來就填，有一欄是個人工作，最后一個選項是“其他”。笛媽直接在上面劃了勾。
“不行。”柜臺姑娘說。“怎么不行了？我就是沒有工作啊。”笛媽解釋。
“不行就是不行。”姑娘繼續說。笛媽的火騰一下就上來了，近乎歇斯底里：“怎么不行了？我沒工作就是沒工作！”
姑娘被嚇傻了。保安沖了過來。
笛媽的腦袋里涌出了奇怪的念頭：“這是銀行，保安有槍，使勁鬧，保安一槍崩了我？恩，一槍崩了我得了！”
她更加“瘋了”。
槍沒響。
弟弟沖了進來，和保安一起把笛媽架了出去。
“我才出去三分鐘，怎么就鬧成這樣！”弟弟惱了。
“哇”的一聲，笛媽哭出來。
“一水缸都裝不下”
“我差點死了。”電話里，丈夫哭出聲來。
笛媽去美國處理女兒后事時，接到了丈夫從沈陽家里打來的電話。
一天，獨自在家的丈夫突然就暈過去了，不知什么時候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挪到沙發上，躺下，又昏過去了。醒過來，丈夫發覺渾身上下水拉拉的，“不知道是尿了還是怎么了。”丈夫去衛生間，想擦洗一下，再次昏倒了。丈夫這次昏過去的時間更長，再醒來，已經不知道過去了多長時間。
笛媽一下子覺得特別恐懼：“無助，一個是老無所依，精神上的，還有一個是生活上的，人得活啊。”
丈夫以前很少做家務。現在，笛媽有意地讓丈夫買菜、做飯、洗衣服。她得預備著那一天，防著那一天冷不丁地到來。
“你在今天，不知來的是明天，還是無常，”她往后捋了一下滑下來的頭發，露出一額頭的白色發根。
自從女兒去世，笛媽的頭發有四分之三已經變白了。丈夫的頭發，已經全白。
她放不下丈夫。丈夫的身子弱一些，笛媽生怕自己走得早，留下丈夫一人。
每次說到這兒，丈夫就梗起頭來：“你死了，一分鐘之內，我也死！”
她覺得自己比丈夫堅強，有責任照顧好丈夫。丈夫曾經對她說：“這幾年，我們倆的眼淚，能用缸裝了，一水缸都裝不下。”
她聽說過，有些失獨者家庭，母親喪失了生育能力，丈夫不想無后，就撇下了妻子，組建了新的家庭。
“我們永遠在一起。”笛媽說。
自女兒走后，過年時，笛媽和丈夫從不吃餃子，炒個大頭菜或者大白菜就過去了。
第一個春節，笛媽在美國處理女兒的后事，丈夫一個人在沈陽，兩人忘了還有過年這回事兒。第二個春節，臨近年關，鞭炮聲漸漸多起來，笛媽聽著鞭炮聲，“像炸自己的心一樣”，看著別人家歡天喜地，“真的要瘋了”。
仿佛是被鞭炮驚著了的動物，她和丈夫需要一個地方躲起來。
他們去了城郊一個小山溝，山溝里只剩下兩家營業的溫泉農戶，顧不得主人疑惑的目光，他們一呆就是幾乎一個正月。
“鞭炮少，”她一邊感謝農戶的“收留”，一邊忍不住咒罵，“我們恨這個年啊，節啊，怎么現在節越來越多了？”
沒有希望的愿望
經別人介紹，笛媽知道了有這樣一個QQ群，都是和自己遭遇一樣的家長。
死亡，是這個群里并不避諱的話題。
“不怕死，”一個75歲的失獨者，怕的是死不痛快，“生病讓人伺候，沒人啊！我祈求和兒子得一樣的病，一下沒了。”40歲的兒子在他70歲那年因為心臟病猝然離世。響應國家晚婚晚育政策的潘教授，35歲才有了唯一的兒子。
笛媽則想把自己餓死在床上。
“失獨家庭的問題，就像身體長的瘤子，越掩蓋，越腐爛，你要給它治療，開刀手術，”笛媽擔心自殺對國家形象影響不好，“它落一個疤，但是它不會侵害到你別的健康肌體。”
在《計劃生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條里，寫著：“獨生子女發生意外傷殘、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養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給予必要的幫助。”這條法律，自2002年9月1日正式施行。
笛媽幾乎脫口而出二十七條的具體內容。“‘幫助’不是責任和義務，可以幫也可以不幫，幫你是人情，不幫你是道理。”
她又提高了聲調：“政府不幫我們，誰幫我們？”
包括笛媽在內的失獨者，最怕的是老無所養。
笛媽每個月有2000多的養老金，丈夫還沒退休，一個月有四五百塊錢的收入，錢加起來，能夠維持兩個人在那個遼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不過，笛媽說，失去了一個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一群孩子，他們的養老成本要比普通人高。“女兒在，她就會有工作單位的同事，有同學，以后她還會找對象，結婚，她給我們帶來的人脈資源，會給我們帶來幫助，”笛媽說，“看個病，只有錢不認識人也不行啊！”
在失獨者QQ群里，有家長說，全國的獨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鋼絲，就看誰掉下來，我們就是從鋼絲上掉下來的人。
此話一出，活絡的群聊，頓時靜下來。
他們通過網絡商議，希望得到來自國家的幫助。
最近一次尋求幫助是在6月5日，全國各地的失獨者，從各省市聯合來京，向國家計生委申請補償。
兩天一夜的等待，換來包括笛媽在內的五名父母代表與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開座談。計生委承諾，三四個月內，研究出一個“制度框架”。
笛媽從來沒有得到過實質性的答復，他們的愿望，也從來沒有出現過一絲真切的希望。
“希望國家為我們建一個統一的養老院，我們拿出工資和退休金的80%作為經費，剩下20%零花。”
“國家要把‘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可是對于失獨老人來說，‘誰回家看看’是政府的責任，我們不能被當做空氣一樣。”
“作為公民，我們對國家問心無愧，做到了國家要求做的一切，我們建議建廉租房，也是替政府著想，住在一起我們可以互相幫助，不給政府添麻煩。”
“最主要的，我們希望相關部門出臺相應的制度和法規，明確管理失獨群體的機構，讓我們知道出了問題該去找誰，我們沒了孩子，不能讓我們再成為沒有媽媽的孩子……”
在跟計生委領導座談時，一個年紀最大的失獨者父親說：“我71歲時就來找你們談過這個問題，你們沒有解決；現在我又來談，我不想三年后這個事情還是沒解決，到那時候我可能就是一張相片了……”
一些人顯然等不到那天了。哈爾濱一對夫妻，妻子住在醫院普通病房，丈夫住在傳染病醫院；重慶一名失獨母親的生命已進入了倒計時，生病的老公自顧不暇……
“要是女兒在，該有多好啊！”每次聽到這些消息，她總忍不住這樣想。
她很少夢到女兒，四年多時間里，“夢到過三四次”。
一次是2010年5月22日，第二天，她就要和全國各地的失獨者代表去國家計生委。夢里，女兒還是高中時的模樣，參加體操比賽拿了冠軍。女兒一手舉著獎牌，一手握拳，沖她喊“媽媽，加油！”
她一下子就醒了，黑暗里，瞪著眼睛，淚淌下來。
7月10日這天傍晚，北京的天，潑下了大雨，砸在地上，激起一陣水煙兒。趕去和失獨者朋友聚會的笛媽，撐一把白底藍花的傘，一個人立在馬路邊上。
一輛、兩輛、三輛、四輛……一個多小時里，二十多輛出租車呼嘯而過，笛媽的手，抬起，又落下。雨水幾乎打濕了整條褲子。她一手舉著雨傘，半蹲著，挽起褲腿，一陣風帶著雨，直接澆到了她的半邊身子上。
她不放棄這次聚會，繼續在雨里等車：“只有和他們在一起，我才會感到快樂。”
一輛出租車再次呼嘯而過。“我們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車不停，雨不停，沒太陽，”笛媽的話，蓋過了雨聲，“裸露又無助。”
(文中笛媽、笛爾為化名。實習生曹珊珊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