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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老城區改造大拆大建19座歷史建筑被拆
時間:2012-09-10 14:01:01  來源:法制日報   作者:范傳貴 
編者按

  曾有作家這樣說過: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一半寫在故紙上,還有一半埋在地下,只是缺少了一部立在地上的歷史,可供后人其中漫步。

  這種“地上的歷史”,所指應該就是不可移動文物——先民在歷史、文化、建筑、藝術上的具體遺產或遺址。

  而現狀也恰恰如此——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近30年來,全國消失了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而其中有一半以上毀于各類建設活動——長此以往,我們真的不知道,后人將從哪里看到先人足跡,聽到先人的故事。

  事實上,這一現狀已經引起了高層重視。不久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了文物保護法頒布實施以來的第一次執法檢查。檢查報告開門見山:“我國文物保護與利用的整體水平,與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的地位還不相稱,文物安全形勢依然嚴峻。”

  《法制日報》記者走訪了全國多個文保問題突出的城市,對多種破壞優秀歷史建筑、不可移動文物的現象予以關注。

  □關注消失中的歷史建筑之一   

    一場雨剛剛澆過,浙江省寧波市月湖西區,稀稀疏疏幾座頂構精美的老宅,在霧靄中兀然而立。

  這里是已經被叫停的月湖西區一期改造工程,兩米高的圍墻將整片工地圍得嚴嚴實實。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35處歷史建筑中有19處已經被拆除,一條名為拗花巷的巷子整體消失。與其相鄰的二期改造工程,141處歷史建筑中有30處已名存實亡。

  這片經歷了1300余年風雨的寧波歷史文化名城核心部分,巷子中殘存的老宅,老宅里塊磚片瓦的每一個細節,都還透露著曾經的氣派。而如今的日漸殘敗顯而易見,斷壁殘垣上,只有成群的野貓還在延續著熱鬧。

  寧波如今徹底地陷入了尷尬境地。在受到潮水般的質疑之后,月湖西區改造工程被叫停,但已經遷走居民的老街區,保護與修繕任務愈加緊迫。一份能夠擺脫過去“大拆大建”模式、又不會給地方財政添上過大包袱的保護規劃的出臺成了當務之急。

  然而,盡管國家相關領域專家已來調研多次,寧波市規劃局還向市民發出了“獻計獻策”的邀請函,但這樣一份規劃仍遲遲難以出臺。寧波市規劃局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政府現在束手束腳,都不知道該怎么做了。”

  寧波只是這種狀態的一個縮影。同樣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困局,同樣的爭吵與無解,幾乎困擾著所有119個歷史文化名城。

  “波士頓模式”

  今年年初,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院長尹稚以罕見的激烈措辭,在微博里動員全國建筑規劃界把“波士頓國際設計集團”轟出中國。這讓這家以改造中國歷史街區著稱的公司,受到前所未有的輿論關注。

  從2005年開始,這家自稱總部位于美國波士頓的“洋公司”不斷介入北京、寧波、重慶等多個城市的歷史街區改造,幾乎成為國內歷史街區改造最主要的一個流派。而他們的改造方案,無一例外地遭到文保界人士痛批。

  在文保人士曾一智看來,“波士頓模式”,是將歷史形成的原有居住形態,通過大拆大建,完全改為商業形態,并遷走原住民,隔斷老街區的歷史文脈。

  而寧波,正是“波士頓模式”的起源之地。波士頓設計總裁朱儁夫曾表示,正是由于在寧波有了“郁家巷”項目的成功經驗,才有機會將項目做到杭州、北京、上海。

  在一個名為《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更新與發展》的講座中,朱儁夫通過郁家巷改造的案例,詳細闡述了波士頓設計的理念。其中最核心的觀點是,要實現歷史街區可達性的目標。

  “就是讓這個舊城實現便捷性、公共性的目標,把一個封閉式的街區變成一個開放性的街區,最后還有,使這個街區能夠多方平衡,實現共贏。”朱儁夫說。

  而這種觀念的具體落實是,在郁家巷改造中,波士頓設計了一個“魚骨狀”結構:“兩邊有一個入口,中間是8米寬的步行主街,兩邊的巷子像魚刺一樣延伸到各街區。也就是說,我們把一個兩百米寬的街區在中間細致地列開了,很多人能夠進到這個街區來,承擔一個步行廣場的作用,這樣的話每一個房子都能對公眾開放。”

  而開放的目的,是經營。為了這一目標,朱儁夫甚至要求,連設計師都要“懂得商業,懂得以后的運營”。

  而他對經營的提法也毫不避諱,稱:“只有讓大家來共同經營歷史街區,才能更好的經營,更好地保護,讓一些幕后的歷史街區走向前臺,使一些相對比較私密化的空間逐步打開,同時使原來以居住為主的私有化的空間逐步向公共化的空間轉換。”

  這樣的改造思路,遭到了當地文保部門和規劃部門的共同反對。朱儁夫回憶,他們要開發地下空間,這樣地面上的房子基本要全拆,有文保官員對他說:“朱儁夫你這個地下要真做的話,我就把我自己埋在里頭。”

  而在實現“魚骨狀”設想過程中,針對要將原本窄小的巷子擴成8米寬的主街,波士頓設計也與當地文保、規劃部門僵持了一年。

  文保專家對“波士頓模式”同樣嗤之以鼻。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曾主持起草文物保護法的著名專家謝辰生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這種拆真古董、建假古董的模式完全就是胡鬧,是完全錯誤的。”

  “有些地方官員講,我要改造什么什么。遺址能改造嗎?文物能打造嗎?這口號就是錯的。”謝辰生說,保護就應該原址原樣修復,根本就不應該改造、打造。

  商業利益的沖動

  從波士頓設計的官方網站上可以看到,其主導的歷史文化街區改造項目,已遍及全國多個地市。

  “問題最嚴重的地方就是,這么荒唐的改造思路,在全國各地都很受歡迎。”謝辰生說。

  是否采用波士頓設計,決定權自然在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為何會喜歡“波士頓模式”?沒有人比朱儁夫分析得更透徹。

  “傳統的思路是政府先立項,立項后政府一步補償到位,政府再主導居民外遷,主導運營和建設成果,主導招商——這導致的結果是,在一個很緊湊的時間和大量的資金壓力下,為了完成一項任務,政府承擔了所有的責任,最后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朱儁夫在演講中說。

  他接下來提出思考:“怎么能夠保護我們的文化,同時讓大家有積極性,也就是政府有沖動愿意去做它,開發商有沖動愿意去建設它,企業有沖動能夠來運營它,老百姓也有沖動愿意來接受這種拆遷方案?”

  答案毫無疑問是商業開發。在一個多小時的講座里,朱儁夫用大量時間講解了如何與商戶溝通、如何設計出符合商業要求的建筑。

  在傳統保護模式與波士頓模式之間,地方政府很快做出了選擇。以郁家巷項目為例,朱儁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這個項目在請我們來主持設計之前,他們已經請過東南大學、浙江園林設計院等很多設計單位做過很多輪設計,但是還停留在一個原址保護的階段。規劃部門和操作部門把我叫過來,希望能加入一些新的力量,爭取換一個角度,不僅能夠保護,還能夠改造歷史街區。”

  地方政府的傾向還遠不止于此。在郁家巷項目中,波士頓設計與當地文保、規劃部門盡管頻頻產生沖突,但地方決策者最終均站在了波士頓一邊,甚至更加激進。

  朱儁夫舉了一個例子:“街區里面當時有個很有價值的小洋樓,本來是堵在路中間,我們也不太建議把小洋樓搬遷掉,但是開發商和市領導堅決認為小洋樓應該搬掉,文保部門則堅決反對。”

  “但從商業利益角度,市場是非常強大的力量。”朱儁夫接著說,“最后市領導決心搬了,但是沒有通知文保部門。”

  歷史街區改造的困局

  在郁家巷項目以后,波士頓相繼又介入了寧波市南塘河、蓮橋街、貝家巷、月湖西區等街區的改造、建設項目。而直到月湖西區的改造,雙方合作才告終止。

  “在媒體大規模報道以前,我們在去年11月份就已經終止了和波士頓的合作,規劃在實施過程中已經走樣了,現在整體的都已經停下來了。”寧波市規劃局研究員葉建明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這種“走樣”所指即是按照波士頓設計要求進行的大規模拆遷。到記者前去查看的今年8月,月湖西區一期大片建筑已遭拆除,整片工地中只剩零星的幾座保留建筑。

  然而隨著工程的停下,新的問題開始出現。月湖西區內的原住民大部分已經被遷出街區,無人居住的情況下,街區內的古建筑保護、修繕任務變得更加迫切。

  “我們規劃部門正在做新一輪的規劃,開展一輪月湖西區的保護與發展研究,但現在結果還沒出來。”葉建明告訴記者,他們前不久剛剛要求了國家名城委的專家和同濟大學前來調研,但結果并不那么容易得出,“這幾乎是困擾所有歷史文化名城的一個難題”。

  難題之難,主要在于資金與利益訴求的平衡。

  葉建明介紹:“按照文物保護的要求,歷史街區是不要動的,要原住民住在這邊,按照原來的風貌進行保存。但是這面臨兩個問題,一個是政府的財政負擔太重,如果這么大一筆資金要政府來投入的話,政府可能會選擇那些受惠群體更廣的基礎設施建設先做,而把關乎一部分群體利益的古建筑修繕放在后面。”

  “第二個問題是,歷史街區住宅古老,原址修繕以后,居住條件仍然很差,比如電線老化等各種問題。這樣就形成了利益訴求不統一,有的居民強烈要求政府把他們搬遷出去,另一部分人則喜歡住在老地方。”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學者姚遠認為,困境的確存在,但辦法也并非沒有。“比如北京鼓勵居民按照保護規劃實施自我更新,成為房屋養護修繕的主體,同時放開老宅的市場交易,一旦進入市場就可以讓文物建筑真正的市場價值得到一個體現,你如果修不起,可以賣掉,會有人來修,這樣使得文物的價值和他切身的利益比較和諧的統一”。

  居民參與的意義

  今年6月1日,寧波市規劃局發布消息,宣布即日起啟動公眾參與和意見征集活動,邀請市民為月湖西區的保護和發展獻計獻策。

    葉建明告訴記者,匯聚民智,這是面對困局的一種解決辦法。而在相關文保專家看來,這卻提供了一條頗有價值的路徑。

  “如果你只給居民兩個選擇,住在破房子里,或者拆遷,那么居民所能和你商量的只能是拆遷補償的價格是否合理。但如果政府能夠提供更多的選項,結果就不一樣了。”姚遠認為,目前種種困境的一個根源在于,沒有弄清楚“到底誰是甲方”。

  姚遠提出,城市文化遺產作為一個公共產物公共財產,同時涉及到很多居民自己的財產。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選擇設計單位“甲方”是當地居民,而不是政府。“沒有居民參與的設計方案,從程序上就不成立”。

  姚遠告訴記者,設計、建設領域存在著很多復雜的利益關系,比如某些地方建設部門的行政長官和某些設計單位,或者某些大學建筑系的人有親屬關系;有的設計者和論證者其實是一種左手到右手的暗箱游戲……

  “公眾的監督特別是當地居民是身處其外的,設計單位給行政長官看的方案再漂亮,也可能會涉嫌到侵害公眾權益。”姚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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