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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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問題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國際經驗”或什么“經濟學理論”。如“城市化率”，單純以“入住”城市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率衡量城市化程度，完全對城市中不同階別人群的生活質量不予考量，完全不察城市經濟、公共資源配置及環境的狀況。從而在統計計算上也不可能有規范的“質量口徑”。
在世界某些地區（非洲、南美、亞洲南部等）的大城市，環繞“高貴”、“繁華”以及“有害的奢侈”的另一極，是充斥貧困和不安的無數的“貧民窟”，這樣的“城市化”和不斷上升的“城市化率” 有什么實際意義呢？
顯然，“城市化率”如作為“經濟學概念”，由于缺乏“邊界”約束條件，除了“模糊”和“忽悠 ”視聽之外，了無任何實際價值。更談不上據此去可靠衡量“發達”程度及民生狀況（現代文明的進展已表明，“發達”的真實程度須與普遍的民生狀況相聯系），等等。
而事情另一方面，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逆（去）城市化”運動，城鄉理念及布局開始“變革 ”，真正宜居的生態家園往往在郊區或是星羅棋布于廣袤的農村，而不是城市，如象現今北歐、西歐一些地區那樣。總之，“城市化率”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更不宜當作衡量（考核）的指標。為了給“推進”“城市化”找依據，有把中國與美國作類比。說美國農民很少，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以此類推，中國現有農民7—8億人口，故“城市化”潛力巨大。這種類比類推實在沒有“譜 ”，拿社會發展當兒戲。
僅就歷史文化和地形地貌地質地域條件而論，中國和美國在有關“城市化”問題上不具有可比性（和同一性）。任何一國的鄉村與城市的分布發展都和該國的歷史文化淵源相聯系，並受“天時地利”特別是綜合地域條件的制約。
如果要堅持尋找人類社會發展的“城市化”共識，那只能是，城市只是因時因地相關產業規模發展的產物，從來不是任何沒有切實基礎的臆斷式的“謀劃”。城市及城鄉理念與實踐要體現經濟社會發展的自然進程，它是與時俱進的且符合人類文明的發展規律，與任何主觀意志的強加無緣。
再則，如果“效仿”美國，十多億人口進城就業如何解決？生產出如此巨量的商品銷往何處？賣給誰？世界市場一體化，全球經濟任何波動都會受到影響，屆時何以應對生產過剩、市場萎縮？真正的危機就會找上門。2008年，我國之所以出色應對了金融大海嘯。除了相關政策措施應對得當外，還有一個重大因素，就是大量（臨時）失業人員又返鄉務農去了，避免了“絕對失業”的社會危機。危機來臨時，最受沖擊的是民生問題，而就業是民生的核心。社會生產就業體制必須保持適度“彈性”，“彈性” 要具有多樣性，這為社會穩定機制所不可缺。
時下某些陷于危機或經濟低迷的發達國家，出現不同程度的某種“動蕩”，失業驟增和居民收入下降是主因，造成此問題的根源是在于過度城市化商業化及普遍極度“僱傭化”的生產就業體制的“彈性 ”缺失而導致的僵化。
人口居住過于集中，高樓密集，這本身不僅是一種生態危機，也蘊藏著生存危機。
“同則不繼”，老祖宗早說過，生活居住方式也通此理。
過于封閉、缺少溝通、疏于交流、人情冷漠、性情怪異，這些西方發達國家常見的社會病態，久而久之或許將會在我國“上演”。
人們的生活過于應賴工業、商業機制，若某一環節出現異常，將使該系統停擺，影響全局。
在應對天災人禍方面，特別應對大的自然災害及未來可能的（強加的）戰爭，必須防止失去本來擁有的許多有利條件和優勢。察近憂須謀遠慮。
曉社會之理要通自然之常。在城鄉布局和生活居住方式上也應如此。決不被不科學的“城市化率”所迷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