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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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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數據印證了快速的城市化進程，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人口司司長茲洛特尼克在《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發布會上說：“中國在過去30年中的城市化速度極快，超過了其他國家。”1980年，中國只有51個城市人口超過50萬，自上個世紀90年代起，中國超過50萬人口的城市數量顯著增加。從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間，共有185個中國城市跨過50萬人口門檻。若以城市化率(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來衡量，1978年中國城市化率為17.9%；2009年底，城市化率達到46.6%；2010年，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中國城鎮人口比重為49.68%；至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
城市化率是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半城市化則指農民入城卻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只實現了農村人口與城市中低端就業市場的對接，而未完成包括就業、福利、教育在內的全部銜接。這些常住人口上半身在城市，根基依然在鄉村。
從常住人口計算，中國用30年完成了發達國家百年的城市化進程，而以戶籍人口計算，我國的城市化率則要低得多。據《21世紀報道》披露，根據2010年的數據，2000年，全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34.8%，戶籍人口城市化率25%。十年時間，全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提高了12.2%、達到46.6%，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僅增加1個百分點，只有26%。重慶直轄以來，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31%提高到51.6%，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從19.5%提高到29%，二者差距從11.5個百分點擴大到22.6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城市化率可能虛增了20%的比例，這20%潛藏著無數被認為是城市居民的半城市化邊緣人群。
2010年，南都傳播研究院聯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中山大學政務學院郭巍青兩位教授的研究團隊經過深入考察，發表《珠三角農民工生存狀況報告》。從2009年做的調查來看，53%農民工是在2003年以前就離開農村，從這個群體來看，他要求獲得城市的居住愿望不是特別強烈。黃亞生教授認為，原因是多年希望落空，使農民工放棄了獲得城市戶籍的期望。從2009年的數據可以看出，只有29%的農民工有改變戶口的期望。
落后的戶籍制度是羈絆中國城市化的絆馬索，不僅絆住了中國的生產效率，還浪費了資源，抑制了本應隨城市化而來的消費。
中國城市經濟之所以能夠獲得長足進展，原因之一是在半城市化進程中，獲得“掠奪性紅利”。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指出，調查研究顯示，城市中農民工及其家屬的社會保障覆蓋水平大約僅為城市戶籍人口的1/10。因為“掠奪性紅利”，中國的社會保障、社會服務業無法取得突破性進展。
目前第一代農民工絕大多數已回到鄉村定居，所謂的城市化立馬還原為鄉村中的城市，他們在經濟壓力下，不可能成為社會消費主力軍，所謂建立中產收入階層擴大消費、降低市場交易費用也就無從談起。
事實上，從2000年后我國家庭消費占GDP比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沒有顯著提高，有時還略有下降，與中國的城市化速度不成比例。目前，中國就業壓力仍然很大，每年有千萬農村居民需要轉移到城市，另一方面卻出現了用工荒，這只能解釋為農村居民轉移到城市打工的最后一點紅利空間被剝奪，無法覆蓋他們養家活口的費用，因此，他們寧愿在家鄉尋找機會以降低成本，失去了轉移到沿海制造企業的內在動力。
由此產生的連帶負面影響是，城市管理者以及農民工本身，不愿意過多投資于技術培訓等方面，因為培訓費用很可能成為沉沒成本，這也直接導致中國勞動力效率近幾年持續低迷，中國制造質量難以有實質提升。
另一個負面影響則是資源的巨大浪費，城市為常住人口配套建立的全部設施常常閑置，而進城者不得不在城市租房或者購房外，在農村保留宅基地、新建住房，使資源貧瘠之地更加不堪重負。2011年6月28日，《中國國土資源報》刊登文章，指出據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分析資料預計，今后20年，全國每年將有1200多萬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地區，按照目前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用地153平方米計算，每年將新增閑置農村宅基地276萬畝。據統計，目前我國2億畝農村宅基地10%~20%是閑置的，部分地區閑置率甚至高達30%。
一方面消費不足，一方面抑制消費；一方面資源不足，一方面浪費嚴重——戶籍制度減輕管理的些微作用，難抵戶籍制度所帶來的嚴重的負面影響。半城市化使中國制造、中國內需難有起色，已經影響到了中國轉型的根本。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要求在居住地參加高考的抗爭行列，越來越多的民工朋友的二代成為漂浮在城市的無根一族。有位社會學家曾展示了幾張圖片，大城市中心的青年打扮時髦，卻一臉茫然，這位社會學家問，你知道，有多少二代子弟墮入歧途嗎？這大概是管理者預料之外的另一項昂貴成本。
成立社會保障體制、建立農地流轉制度等改革已在進行，但關鍵性的戶籍改革步伐過慢，已是中國社會心腹之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