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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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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在“2012（第四屆）大連·中國經濟論壇”上，圍繞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等內容，周其仁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周其仁表示，對中國來說，改革開放有成就，也帶來了挑戰。我們的外匯儲備越來越多，可是我們的貨幣也發得越來越多，原因就是我們在開放當中形成了由央行通過基礎貨幣來維持中國匯率穩定的機制。這個機制對于出口導向經濟非常有利，但是它也帶來了投放貨幣量偏高、偏多，可能影響國內的資產價格，影響物價，一定會對我們的廣泛成本，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源、原料都會帶來突變性的影響。
巨大的順差、外資、熱錢進入中國會影響基礎貨幣，當某些資產不足的時候，這些資產的價格會很高，這個背后就是剛才講的全球運動，國內的貨幣運動帶來的必然現象。所以，我們的資產價格、土地價格、房產價格有了很高的增長速度，這些也給我們埋下債務危機的基礎，因為流動性太充分，資產價格連續往上漲。
應對資產負債危機非常重要的是兩條路，一條路是穩住，如果經濟大幅度下去就不好了，同時要好好消化、化解經濟高增長時期的債務。所以，歐債危機是非常合乎邏輯的，從危機到政府救市，到政府過量的負債，到市場開始懷疑政府的還債能力，是一環緊扣一環的，而歐債危機會讓大量的資本回流還債，這在中國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數據當中已經看到。
所以，經濟不調整是沒有辦法持續的。未來，宏觀上看，中國是不缺手段的，因為我們的貨幣還是做了預先調整，如果讓這個量里頭重要的一塊進行結構性理順，用來進行政策上的調整或者刺激措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積極作用。
我不認為中國的宏觀面出現了什么問題，中國的問題是在微觀上。因為無論地區、行業、家庭、公司，在過去的高增長當中都有偏高的負債，去看看中國的電力行業，我們的鐵路部門，整個系統的負債率都非常高。我們再看地方平臺，平臺的負債量也非常大。我們再看我們的公司，無論是國營公司還是民營公司，因為在通脹較高、增值利率甚至為負的情況下，都（出現了）負債。現在的問題是經濟走勢開始發生變化，債務勢頭有可能今明兩年對我們的一些行業、地區和公司帶來嚴重挑戰。
我們的城市化這匹“馬”太小，拉不動工業化這輛“車”，因為工業產品要經過物流、商業、服務才能變成最終消費品。中國的工業比例為什么這么高？因為我們是世界工廠，我們利用世界的服務力量，把中國的世界制造品推到全球市場，這個架構支持了中國過去的繁榮。但是，當世界市場低迷、需求收縮、收緊，復蘇步伐緩慢的時候，這個對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帶來了問題，就是中國的城鎮化相對發展不足。
我們缺足夠的服務業、商業來引領中國的制造業。中國未來的機會是兩個方面，一方面，雖然發達國家的市場低迷，但是不意味著全球貿易就沒有機會。中國有一個向發達國家以外的市場開拓國際市場的機會，要通過更靈活的匯率機制，也要通過把中國的投資和貿易結合起來的做法。
第二個大的機會是對內，因為我們辛辛苦苦把產品送到世界上去，我們最終還要服務于國內，造福于本國人民，這里頭要調中國的收入結構，要擴大居民板塊的收入在國民收入當中的份額。同時，中國居民已經獲得的收入當中，還有很大一塊沒有實現為市場，沒有構成現實的購買力。我們的商業、服務業、城市發展遠遠不足，到了今天的發展水平，工業品不能在街上賣出去，要和服務結合起來變成最終消費。而我們現有的政策、稅收令商業服務業不堪重負，這個缺陷要在今后的改革當中調整過來，加快城市化。城市化不是把老鄉的地強行拿過來蓋上豪宅，城市化是改善人口結構，讓原來處在低收入當中的廣大人口轉成高收入，轉的過程當中增加供給，也增加需求，這樣來消化工業品，創造下一個經濟時代發展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