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登全球奢侈品消費第一的寶座,我們并不知道中國的財富精英作何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奢侈品生產設計大國的歐美廠商肯定是樂開了花。在奢侈品大舉進入中國不足20年的時間里,這些奢侈品店的老板已經非常清楚,那些進入店鋪的中國人雖然未必能拼全自己品牌的名稱,卻絕對可以買下店內的任何一件商品。高昂的價格非但不能讓許多并不懂得品牌內涵的中國人望而卻步,反而會使他更為瘋狂地為其傾注一切。
對于今天的中國上層社會而言,奢侈品在復雜而密布的社會關系網中承載著不可輕視的作用。同樣是今天,另一則有關奢侈品的新聞也引起了大家的廣泛注意:根據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12中國千萬富豪品牌傾向報告》,茅臺已經躋身“2012胡潤全球十大最值錢的奢侈品牌”行列,并以品牌價值120億美元位居第四,超過奔馳和香奈兒。數年間,茅臺的價格猛漲數倍,其背后的原因被深圳市委書記的一句笑言道出:“茅臺那么貴,如果不是公款消費絕對不會到那個價格。”
在中國各級財政預算中,行政開支幾乎一直頑固地占據龍頭老大的位置。而其中到底有多少公款最終貢獻給了茅臺酒廠,恐怕誰也無法給出一個精確數字。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公款消費,還是社會人士宴請官員,茅臺已經成為酒桌上的不可或缺之物。而同樣的,拉菲、LV、巴寶莉、古馳等奢侈品也成為中國財富精英與政治精英交媾的媒介,借助奢侈品搭建起權力尋租的鏈條,這已經不算什么秘密了。
當然,助推中國奢侈品消費全球領跑的動力是多元的。除了前述公款宴請、權力尋租過程中有著龐大規模的消費因素之外,近三十年在中國社會中迅速崛起的財富精英,由于在精神信仰層面始終處于一種迷失的局面,而只能一股腦兒地涌向奢侈品消費本身。在不少財富精英的交往圈子中,代表社會身份和地位,構筑內心自我認同的功能往往由一個愛馬仕的包包,或者一輛保時捷跑車來擔負。沒有奢侈品的護航保駕,個體將被無情地排擠出財富階層的交往圈。
不過,對于今天中國的不少暴富階層人士而言,他們并不能真正理解財富存在的意義。他們往往極度缺乏安全感,只能依靠討好政治要員和瘋狂地占有奢侈品來添補這一空缺。他們也不明白,作為一個社會人,巨額的財富并不完全顯示一個人的價值,卻意味著需要履行更大的社會責任。他們尚未清楚,對于物質瘋狂的占有,并不能增加他們人生的意義,而只會在各種攀比和耗費中將自己封閉在精神體驗的牢籠,甚至也順便將一個民族的品位拉低一個層次。
一個健康的財富階層,一群理解財富的精英,要體現自身存在的意義,需要的是學會舍棄財富本身,學會擺脫財富對自己的控制,同時也需要學會利用財富去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對于所有令人尊敬的富翁而言,他們必定都懂得“理解財富”比“占有財富”更為艱難這個道理。正如那些投身于環保、公益、慈善、社區建設等領域的富翁們常常感慨“捐錢比賺錢難很多”,那是因為這個社會的主流是鼓勵賺錢的,這個社會的環境是有利于資本積累的。而對于環保、公益、慈善等領域而言,盡管這樣一些行業已經越來越受到肯定,但較之財富積累的大環境,其艱辛程度還是要勝出百倍。
對于今天的中國財富精英而言,榮登奢侈品消費第一并無絲毫值得炫耀之處。相反,在中國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中國的社會問題頻頻凸顯的今天,財富階層想要捕獲自己存在的根本意義,就必須要懂得拒絕消費主義的誘惑,同時投身到利用自己的財富幫助社會建設,幫助他人,以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上來。我們相信,只有這個社會因為財富精英的努力而變得美好了一些,財富精英的社會地位才真的穩固,財富精英們才真的彰顯了他們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