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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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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近年關，部委出面幫農民工催討薪資的新聞總會如期出現，這當然是對問題的高度重視，同時也表明這一問題從來就沒有得到過根治。仔細琢磨9部委的會議要求可以理出三個數字“硬杠杠”，即10人以上、7日內結案、人均涉案金額1000元以上——對于屢見不鮮的欠薪問題，部委更傾向于對群體事件的及時化解，而非從根源上破解這一頑疾。實際情況是，越是個案，討薪越是無力。而9部委的“新政”，很難說不會加重這種無力感。
無論從法理還是公德層面看，農民工討薪理所應當，但現實中被賴著不給的有之，被打的有之，正因此，討薪越發成為一門學問。對于那些毫無社會資源的農民工而言，擴大影響以引起上級重視或輿論關注，無疑是一條無奈的捷徑。那些爬上高高塔吊或建筑物樓頂的農民工，其討薪其實并非毫無成本，稍有差池，性命不保。
雖然我不支持跳樓討薪這樣的過激方式，但對農民工討回應得報酬這件事，必須有更為順暢和高效的通道。如果討薪變成了一門高深學問，必須由諸多部委規定“硬杠杠”，其艱難可想而知。
曾有領導抱怨討薪農民工不懂法不守法，不愿通過勞動仲裁等途徑尋求解決。如果站在農民工的角度想想，按月發薪資，天經地義，不能按時發放薪資，本身就是對法律的公然褻瀆，可為什么這樣的褻瀆屢屢受不到監管部門的懲戒，反過來卻要一再抱怨農民工呢？況且，勞動仲裁時間長、效率低、缺乏公信力，昂貴的討薪成本又是多少農民工虛耗得起的？
農民工欠薪問題久治不愈，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資方潛意識中就將農民工的薪資計入靈活成本，而一些地方在解決此類問題時，往往只是安撫，而非基于法律層面的長治久安。記得2008年金融風暴之后，就有沿海省份曾建議，通過減發緩發薪資方式，為企業減壓“過冬”。
當農民工薪資成為資方保障自身利益的“橡皮筋”，農民工的利益自然難以得到應有尊重和切實保障。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理應讓每一位被欠薪的農民工，都能有尊嚴、方便、廉價地討回薪資，而不是抓大放小。具體來講，雖然離不開大處著眼，但更要站在農民工角度，對相關制度予以重新安排，即考慮對那些不能按時支付薪資的用人單位該如何懲處？遇到欠薪問題后，農民工有什么低成本的便捷通道可予維權？還有，作為職工“娘家人”的工會組織，在替農民工討薪方面還可以如何有更多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