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筆者發現，GDP的問題和高考存在著十分類似的癥結。對于高考而言，我們雖然采用了高考這把“尺子”，但高考本身并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追求的也不僅僅是學生到底掌握了多少知識，其實更關注其掌握知識的能力和探索知識的熱情，后兩者就長期意義上講，是更加重要的。但現實是，我們選取了衡量知識最終掌握數量的高考這一考察手段。
與GDP指標類似，我們的社會本欲追求的是經濟制度的改進、科技創新能力的不斷提高，它們是長期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但現實是，我們主要選擇了經濟活動有多少的結果指標。我們很少考察過程，我們重點考察的是結果——一如我們在教育中只考察學生掌握了多少知識。
考察活動的結果，卻沒有考察活動的過程，其背后的邏輯是這樣的：即考官以為，學生會像沒有高考這把“尺子”時一樣循規蹈矩地學習，各級政府會像沒有GDP指標時一樣按部就班地發展經濟。正常來講，只要你按規則老老實實來，學習能力強、求知欲旺盛的學生自然是獲得知識多的學生；經濟制度改進多、科技創新能力強的經濟體，也自然是GDP增長快的經濟體。目標和“尺子”之間是不存在沖突的。
但是很遺憾，當單一的一把“尺子”被引入后，學生和經濟體的行為在制度引導下都會發生變化。高考制度引來了灌輸式教育，學生從小學起就陷入了題海大戰，而灌輸式教育下解題能力的增強，和學習能力的提升、求知欲望的培養之間沒有必然聯系，有時甚至是負相關。能夠肯定的反而是，學生本應該被充分開發的多元化才能，一定會被單一指標壓抑甚至扼殺。那么，出現了單一GDP指標后的經濟社會呢？此時，政府也會變得不再關注經濟制度改善、保證市場規范秩序、構建有助于科技創新的市場環境，想著的只是如何增加經濟活動的數量。這勢必導致市場監管力量的投入不足，造成對低質經濟活動的縱容，默許甚至鼓勵那些無實際意義，但對于增加GDP效果顯著的經濟社會活動。可以說，單一的一把“尺子”引入后，“尺子”一定程度會成為目標本身，這是一種難以逃脫的宿命。在經濟中，在教育中，在其他領域，都存在這一問題。
無疑，我們又確實需要有“尺子”來衡量我們作為人所參與的經濟活動，以實現有效評估自己過去的經濟活動和為以后的經濟活動提供參照。特別是考慮到，我國處于趕超階段，找“尺子”來看看我們趕超到什么程度了，更顯必要。其實，單一的一把“尺子”，其本身就難免會有各種問題。它并不能完全代表它想代表的那個單一目標。因為現實的目標再單一，它也復雜到難以為我們所完全把握；而“尺子”卻只能簡單到如我們想象中那般簡單。
就教育而言，高考作為一種考試可能并不完全能反映學生掌握知識的多少；而就GDP指標而言，GDP本身作為衡量經濟活動的指標也是存在挑戰的。如金融一類的服務業，如何準確測算它們的產出，是自1934年經濟學家庫茲涅茨開創國民經濟統計核算起，就一直存在的難題。這些服務業部門甚至被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稱為“不可測部門”，而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服務業的增加值占到GDP的77%。GDP指標的這一問題，無疑意味著GDP數值本身的意義是需打些折扣的。我國2009年服務業比重雖然只有43%，可能所需打的折扣少些，但是這同樣告訴我們，不能把GDP數值看得太重。
我們理想的社會當然是一個能夠對學生的學習過程、對經濟活動的過程進行全面考察的社會。在那里，我們不僅僅只考察一種學習結果、一個經濟活動的結果，而且考察整個學習過程、整個經濟活動過程。因此，目標和“尺子”不一致的問題不會那么突出。
然而，一個理想社會，就教育而言，至少需要有公平、透明的制度環境；而就經濟而言，可能還需要經濟活動參與者的意見在政策目標制定過程中，能夠得到足夠反映。只有健全的制度具備后，才能夠實現用多把“尺子”對多個環節，進行相對科學的綜合考察，而這需要整個社會制度環境的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