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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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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黨90周年大慶的日子過去了，但一些旋律還是有繞梁三日的效果，偶爾從我嘴邊冒出來，哼唱出一段旋律，然后啞然失笑。過去的這幾個月，應了帕慕克那本小說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紅》，紅歌，紅劇，紅色電影，制造出了祖國山河一片紅的戲劇效果。現在終于可以想想這是怎么回事了。
命名就是一切，紅歌是重慶的一大發明，這個西南城市，竟然最終星火燎原。
學者崔之元說，重慶這種現象，在心理學上，就是回到童年，“現在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凸現，執政黨也面臨各種挑戰和困惑，這個時候，它無意識地就會回到傳統，回到最初的過去，去尋找原因。”其實人生亦如是，當現狀一地雞毛，我們往往會回到童年，尋找失落的美好感覺，并尋找愛自己的理由。
這些都太過宏大了，解析起來并不好玩，我對紅歌的“精神療傷法”更感興趣。看到上個月一則《重慶日報》的報道，一位大媽靠唱紅歌挺過了化療，當針頭扎進血管的一瞬間，她會唱起“雄赳赳氣昂昂跨國鴨綠江”，唱紅歌聽紅歌讓她忘記了疼痛。重慶本地網站還報道了一位大爺，進京演出前，他90多歲的母親不幸去世。“他將母親遺體送上靈車，目送其遠去后，掉頭坐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這兩則新聞受到了大規模的嘲笑，但我倒覺得，從精神層面，也許紅歌能夠療傷？
唱紅歌是一種群眾運動，一輩子當搬運工的哲學家霍弗在《狂熱分子》中說，“積極投身群眾運動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已無可救藥地失敗，渴望逃離自我尋求重生，將生命托付給某項神圣偉業讓他們感覺不錯，整齊劃一的集體生活令個人的責任、恐懼、無能得以掩埋。運動的領導者則刻意培養參與者的罪惡感，號召自我犧牲以獲救贖。”
集體運動式生活是一種精神洗禮，人們在集體中放棄自我，找到信仰，心中會收獲幸福與安全感，會認為自己與集體一樣強大。這是一種強烈的自我心理暗示，它會讓自己沉迷其中，屏蔽掉所有反對的聲音。因此，在日復一日的歌聲中，紅歌的“精神療傷”作用會越來越大，從這個層面來說，那位罹患重癥癌癥的大媽，唱紅歌確實能緩解痛苦，那位放棄送別老母的大爺，也能找到安慰的自己的能量。
唱紅歌是一種摻雜著群眾運動、集體生活、宣傳術的形式，而紅色影視劇則是摻雜著舞臺劇、民間神話、童話和滑稽戲等元素的宣傳藝術。這是一種超現實主義的藝術手法，紅歌與紅劇，在精神層面具有天然血緣關系。他們的形式都是簡單而荒誕，要表現出步調一致，凡信仰集體者得到勝利，個人主義者被淘汰。不管唱紅還是看紅，參與者只需要張開嘴巴。在這樣的劇場中，人們是觀眾同時也都是演員，他們做出整齊劃一的動作，表情做強烈的幸福狀，在集體的情緒中融化掉自己，從而得到一種精神快感。
這些，都是人們唱紅歌、看紅劇的精神層面的理由。但我們也發現，沉迷于唱紅歌看紅劇的，以經歷過文革的中老年人為主，他們在懷舊情緒的驅使下變得熱血沸騰，而年輕人更多是隔膜，不理解和反感。年輕人已不把紅色影視劇意識形態化，而僅僅把他們看成娛樂。紅色影視劇的神圣被消解了，它的宣傳教化，統御人心的作用越來越低。
紅歌、紅色影視劇的正常化，是一個不可挽回的走向，紅色影視劇轉向主旋律影視劇，從《小兵張嘎》轉型為《拯救大兵瑞恩》，從“一條大河”轉型為“飛得更高”，這是宣傳的必然趨勢。但實現這一點并不容易，它有一個前提，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應該同聲應求，意識形態與社會主流價值應該相一致，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即使偶有佳作，紅色藝術的前路依然會布滿荊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