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年5月14日
地點：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
李秉仁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總經濟師
從1996年《質量振興綱要》到2012年《質量發展綱要》，再到近日印發的《質量強國建設綱要》。在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這一歷史進程中，我國城市化的發展質量一直是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關注和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
2023年5月14日下午，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召開第37期城市化研討會，研討會圍繞“從《質量強國建設綱要》看我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這一主題，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企業家與媒體朋友，從中國品牌、產業競爭力、基礎設施、治理體系、農產品質量等多角度，就我國城市化發展質量展開深入研討。
首先，很高興介紹出席今天研討會的嘉賓，他們是：
李秉仁 住建部原總經濟師
劉首文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農業大學工學院產業創新研究中心秘書長、湖南省自然資源學會高級專家、湖南省經濟地理研究所首席專家、山西農業大學客座教授、生態農業專家
賴文鑫 中華兩岸和平發展促進會主席、教授
劉愛強 北京京臺永清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永清高新區清樾嵐庭項目總經理
彭祥林 華憶（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高級工程師
梅 玫 中創實業集團副總經理
劉 洋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城市化雜志副社長
顧 晴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城市化雜志副社長、城市化網總裁
王 卿 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景觀設計學》期刊活動運營
研討會現場
主持人蔡義鴻：熱烈歡迎大家百忙中蒞臨！首先我們有請李秉仁總經濟師做主題發言。
關于我國的城市化質量早在1982年12月的時候，由中國建筑學會城市規劃專業委員會在南京市組織召開過一次城市化質量方面的討論會。我在1983年的《城市規劃雜志》第3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轉眼間40多年過去了，可以說今天中國的城市化，就像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所預言的哪樣：“中國的城市化和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將成為影響人類21世紀的兩件大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發展速度是比較快的，按常住人口計算從1978年的17.92%發展到2022年的65.22%，按戶籍人口計算從1978年的15.82%到2020年45.40%，每年增長均超過1個百分點。由于戶籍制度的二元化，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城市化率一直存在差異，差異率最高的為2020年達到了18.49個百分點，涉及人口達2.61億人（現在稱之為人戶分離人口），這是制約我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國的城市化還會有很大的發展前景，但是如果說從質量上來說，還有待提高。以下我就城市化高質量發展談談粗淺看法：
第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配套建設還不足：城市更新和老舊小區改造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這就說明我們在城市發展的過程當中還存在著很多不足。一是通過推進城市更新和老舊小區的改造，逐步建設軟硬件功能完整的社區。二是要推進城市生命線工程建設，提高城市保障能力。這個可能是我們在城市化進程當中做的比較弱的，特別是關于生命線工程的水電氣管廊等，事關城市安全，以及預警系統方面存在不足。三是要加強智慧城市建設。對城市安全的很多方面，包括基礎設施、自然和人為的災害，如地震、水災、臺風、火災、煤氣爆炸等，例如哈爾濱、無錫等地的橋梁或引橋被載重車輛壓塌了，因為載重車太重了。這些通過智慧城市的智慧化管理是可以預警的。四是做好城市歷史及其文化建筑的保護與傳承。我們不能再搞大拆大建了，包括鄉村振興的過程中，鄉村也需要留住鄉愁。五是要推進城市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共同建設一個數字社區，讓科學技術更好地為豐富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服務。
第二、建筑業和房地產業依然是支柱產業。通常一個產業的增加值占到GDP的5%時，這個產業就是一個支柱產業。從2013年到2022年這十年建筑業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是7%左右。
2022年我國建筑業的增加值占GDP的6. 9%，房地產業的增加值占GDP的6. 1%，這兩個產業加在一起達到了13%。當前，我國的基礎設施和住房建設的量還是非常大的，今年第一季度水利、鐵路和公路交通的投資大幅度增長。這就說明我國建筑業和房地產業的發展態勢，與我國的城市化持續快速發展是相吻合的。
第三、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迫切需要。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和地區進入老齡化的標準。我國自2000年已進入老齡化社會，2000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0.46%，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6.96%。
2022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2.8億，占總人口的19.8%，65歲及以上人口2.1億，占總人口的14.9%，可見，我國已經正式邁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到2050年，我國老齡人口將達到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
受傳統觀念和經濟條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老人中入住養老設施的普及率還不高，其中九成以上為居家養老。但在老齡化、高齡化、空巢率不斷升高的當下，如何讓親人無法時時陪伴在身邊的老年人既不必離開居家環境，又能及時得到生活、醫療方面的服務是我國面臨的重大課題。需要政府、養老機構、企業等多方面的通力協作和長期不懈的努力。
第四、推進城市化的綠色低碳發展。我國一直把生態文明建設做為國家戰略，特別是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很多關于綠色發展的大政方針。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主席發表主旨講話指出，為推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中國將陸續發布重點領域和行業碳達峰實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撐保障措施，構建起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承諾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意味著中國將完成全球最大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
這份鄭重承諾，對我們這一發展中的大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所以我們在城市化的發展過程當中，怎么樣推進綠色低碳發展理念，這確實是擺在我們當前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堅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這是我國的基本國策。
我在這里呼吁：我們在推進城市化過程當中，一定要堅持以人為本、綠色低碳發展理念，我堅信這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必由之路！
主持人蔡義鴻：剛才李秉仁總經濟師從我國城市化發展現狀，到產業發展、智慧城市建設、人口老齡化、生態文明發展，最后指出：以人為本、綠色低碳發展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必由之路！感謝李秉仁總經濟師的精彩報告。現在我們請劉首文副主任做主題發言。
劉首文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農業大學工學院產業創新研究中心秘書長、湖南省自然資源學會高級專家、湖南省經濟地理研究所首席專家、山西農業大學客座教授、生態農業專家
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是“從《質量強國建設綱要》看我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下面就結合我多年來關注的鄉村振興談談看法。
鄉村振興并不僅僅是農業振興。有關鄉村振興我曾提出要三個融合，一是產業融合、二是區域融合、三是文化融合。或者換句話來說就是我在們的城市化過程中，通過這三個融合來實現生態文明這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總目標。
那么，《質量強國建設綱要》出臺的背景和基礎前提是什么？我認為是社會總體的相對穩定、和諧，就是每個家庭的穩定、和諧，每個單位或企業或個體的穩定與和諧，實現穩定與和諧要抓什么？
首先是抓成本。任何建設都需要成本投入，沒有成本投入就沒有效益產出，不管是經營一個家庭也好，經營一個單位或企業也好，有效管理社會也好，作為一個單位的管理者，或者說的一個企業的管理者，一個區域的管理者，一個社會的管理者，確定好發展方向后，第一個面臨的問題就是成本控制。
首先我要提請大家注意，鄉村振興不僅僅是農業生產，而是鄉村眾業振興，僅僅從事農業生產是賺不到錢的，只能養家糊口或許尚可，但走向全面振興是不可持續的。
所以說僅僅搞農業生產是很難走向富裕的。農業生產一定是舉國之力，由政府統一組織、規劃和實施，私有資本是不情愿全面走進農業生產，從種業、設施等局部領域或環節或有可能短暫介入，因為私有資本單純的逐利目的注定了這一必然結果。包括歐美社會也是靠國家的大量補貼，再加上特殊的自然生態原因，可以實現農場化耕種，在農場化、規模化、技術創新，再加上補貼，歐美的農業就保持了這樣一個優勢。所以，成本控制對于經營者、管理者而言是必須考慮的問題。
第二抓成本轉移。當成本控制實現了以后，要繼續發展，就要成本轉移。在農村種糧食第一產業賺不到錢，但是你要獲利就要把一二產業相融合，因為二產的利潤率相對要高一點。就要向技術、向科研轉移，也就是說通過技術創新使自己的利潤率能夠提高。
第三是要實現成本轉化。當實現成本轉移，提升了技術含量，利潤率開始提高的時候，就要向第三個階段實現成本的轉化。成本的轉化就是向三產轉化，尤其是向金融化轉化，其利潤率是最高的。然后再將賺到的錢用來反哺第一產業，反哺基本農田建設等。
一二三產融合的結果應該是什么？——第四產業，是知識型經濟或者知識型產業的高級階段，因為科技創新和時代的進步，又可以稱之為智慧型產業。
回到《質量強國建設綱要》的基本點和立足點是什么？我認為是安全，或安全成本。剛才李秉仁總經濟師所說的城市安全預警系統。這就涉及到城市安全成本的投入，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社會治理、個體安全等問題，但是安全問題要根據現有經濟實力的，不可能無限制地投入。
隨著科技的進步，信息社會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了，例如我們兩人在家里吃飯，跟老婆、孩子面對面都不交流，但是他一邊吃著飯一邊拿著手機在那玩，通過網絡跟外面的人交流。更不用說門對門了，對門連鄰居我們都不認識，除了吵架、打架或噪音等影響鄰居時，才會有所互動或聯系溝通。這就說明我們的家庭生態或組織生態、社會生態變了，未來我們人類社會要變成啥樣了？
我國是一個傳統的農耕文明大國，因為我們的農耕文化是歷史最悠久的。我們常說的“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是一種自然的小農經濟，或者叫自然生態。
隨著社會的進步，城市化歷史進程的推進，“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個自然生態被打破了，農民走進了城市被城市化了，土地被城市化了，人的觀念也被城市化了，這是阻擋不了的發展趨勢。但新的或大的生態循環還沒有建立起來，比如原來農民用小河溝的水，用雞鴨豬牛糞等農家肥就可以滿足三畝地的耕種，但現在不交水費就沒水喝，不交煤氣費可能連飯都做不成。原來農村的有機垃圾經過發酵形成有機肥還原到了大自然，現在通過填埋或隨著河流污染了土地或海洋。
現在有些鄉村把幼兒園、小學和醫療點一撤銷，鄉村就沒了教育、沒了醫療，逼著老百姓進城買房，靠這套做法推進城市化是行不通的，造成了村干部與百姓之間的誤解，最后發生沖突。
城鄉融合以人為本的城市化是必然之路，鄉村是壓艙石，是穩壓器。假如說，我們原來所說的現代化是以“城市化+工業化”為標志，我們假定這個標志是正確的，那么，新時代的現代化一定是以“智慧化+生態化”為標志！
主持人蔡義鴻：劉首文副主任對中國的農業問題有深入的研究，鄉村振興要實現產業、區域和文化三個融合，通過智慧化把一二三產業+N融合協調發展，從而實現鄉村的全面振興，形成一個和諧的、高質量發展的社會生態。
謝謝劉首文副主任給大家分享了有深度的精彩觀點，現在我們有請來自祖國寶島臺灣的賴文鑫副主任做主題發言。
賴文鑫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兩岸和平發展促進會主席、教授
我是1992年小平先生南巡以后，有幸被我們祖國請來的第一批海外的土地規劃學者。我記得當時我國國土方面的部門叫做國家土地局，后來改為國土資源部，現在叫自然資源部。那時候來北京不方便，國家土地局的幾位領導專家就到深圳，在深圳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當初邀請的30名海外專家健在的大概就剩我一人了。
1992年我剛踏進祖國大陸的時候，祖國大陸的城市化正處于快速發展的早期階段，30多年來，城市化和城市建設變化巨大，但不夠均衡，一些地區超前發展，一些地方卻發展不足。例如房價，大陸有些地方的房價是比較失衡的，在臺灣地區有個金融名詞叫做“購買年”，就是說要買一套自己住的房子，需要多少年把所有的收入用于購房，在臺灣地區大概是7年，世界各國的購房年限為5—12年。就是說我的薪水一年10萬元，房價大概就是100萬元，我10年不吃不喝就可以買一套房子。在大陸的北京、深圳，我算了一下公司屬下的員工，要買一套房子按照最高的12年也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有些年輕人就干脆“躺平”，不買房子也不生孩子，這就造成了城市化發展的“失衡”。
在兩岸交流過程中，有大陸的學者告訴我，臺灣地區真不咋的，臟亂差，城市不像城市，鄉村不像鄉村。把我搞懵了，其實在我的理解中城鄉是沒有界限的，在臺灣地區叫城鄉一體化，像我們很多在城市上班的人，但是周末會回來鄉村居住、種地、做民宿。因為祖國大陸地大物博，自然條件要比臺灣地區好，臺灣36000平方公里土地，一半以上是山地、丘陵。而且要容納2300多萬的人口，城鎮的人口壓力是很大的。
我很奇怪，大陸這邊分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在臺灣地區一個人出生下來就是中國的人民，在城市和鄉村出生是沒有什么不一樣的。我就生在鄉村，來到城市工作，賺到錢就回去投資，這就是鄉村振興了。這樣不斷地一代代地進城工作，返鄉發展，就自然而然地實現了其中的資源調配，實現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
在臺灣地區，你有本事想要居住在最繁華的地方，你自己去買房、去工作就是了，沒人管你，你想考哪個學校也行，只要你有本事考上就可以了。
我看到，《質量強國建設綱要》明確提出城鄉一體化是未來發展的重要目標任務之一。
關于生態環境保護。事實上我們現在對環境的保護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事實上它的成效有待商榷，為什么？因為我們祖國大陸的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全國應該有一個全面的一體化規劃，有些地方各自為政，造成空氣污染就影響到了周邊地區。例如我們很多稀土在外銷，大量開發事實上是嚴重破壞了我們的生態環境，而我們的高科技產業又太依賴歐美，所以現在人家制裁我們就很痛苦。
關于智慧城市。我們在高質量發展里面做得最好的是智慧城市，比臺灣、香港和澳門地區要好很多。我是臺灣物聯網聯盟的主席，一些情況是比較了解的。我舉一個例子，在廈門，整個城市推進智慧醫療，這些年進步非常快，這次梅玫副總經理特別陪我們去體驗智慧醫療——當你不舒服時，在社區里有一個亭子，把手臂放進一個免費的檢測設備，你的心跳、血壓、呼吸等數據就出來了，并儲存在你的手機或賬號里，這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很少看到。所以智慧城市的導入就可以使我們國家的高質量發展更上一層樓。
臺灣地區從農業、工業、到服務業、再到智慧產業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相互補充的。我出生在1952年，那時候臺灣地區也是民生凋敝。臺灣地區實施的整體發展策略還是對的，第一步是優先發展農業，全面補助發展各個地方農業產業，設立農會，由農會負責農業金融，形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閉環。當農業發展起來后，大家可以吃飽飯了，臺灣地區就開始實施第二步是發展工業，出臺獎勵投資條例，鼓勵先進的工商業，例如臺積電就是在獎勵投資條例培育成長起來的，然后大量的農村人口就轉移到這些科技工廠去了，農村就凋敝了。第三步是貿易服務業興起，建設機場、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因為工業納稅多，減免農業稅。
除了剛才講的智慧城市以外，我建議祖國政府要大力推進智慧農業，用人工智能的方式，這樣就可以大大地降低生產成本，降低成本就有了利潤。農民可能是拿手機上班的，如果通過手機可以直接處理，就不用去田間現場，所以說二三個人就可管理一個很大的農場。我認為，智慧農業是我們祖國實現高質量發展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這次到北京我還考察了國豆集團，專門種大豆的，在全國有好幾百萬畝。但競爭不過轉基因大豆。這個公司從育種開始，全部是非轉基因的品種，他們要做成各種豆制品，把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化。我建議把這個企業叫做“民族企業”，這是我們民族的根。
臺灣地區現在有很多的種子都是禁止外流的，臺灣地區還有一個政策叫做休耕，政府給予補貼。
蔡義鴻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城市化雜志社社長
主持人蔡義鴻：謝謝賴文鑫副主任，今天他談到鄧小平南巡談話，改革開放前后祖國大陸的變化、臺灣地區發展的過程進行了一個比較。我覺得臺灣的一些經驗我們可以借鑒，大陸的很多經驗臺灣也可以借鑒，相互學習，攜手共贏。
現在我們請劉愛強總經理做主題發言。
劉愛強 北京京臺永清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永清高新區清樾嵐庭項目總經理
關于質量強國與城市化發展，說真的也沒有什么理論上的研究，只是我覺得企業是最基層的社會經濟生活的一個細胞，對此可能有些直觀的感受。
應該說談城市化發展就離不開房地產，當然房地產離不開城市化。但是房地產一直是一個很爭議的話題，讓人們又愛又恨。4月份住建部發布了一個信息，據統計全國總共有6億棟房子，然后網絡上掀起軒然大波，所謂的專家、業內人士發表了各種各樣的解讀，有的解讀明顯就是在誤導，一個最夸張的說法是“6億棟房子能住200億人。”
其實6億棟房子住建部也有一個解讀，說6億棟中90%以上是農村的房屋，城市的大概有4700多萬棟，其中還包含住宅和非住宅，但沒有再詳細的解讀，也沒有明確具體住宅到底有多少。
業內的觀點是城市住宅大概應該在2000萬到3000萬棟左右，按照每棟平均多少層、每層有幾個單元、一梯幾戶等等，再根據戶均人口，也有人大概推算出來能居住多少人，可能大概可以住七八億人到十幾億人之間。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披露的數據顯示，我國家庭戶人均居住面積達到41.76平方米，平均每戶居住面積達到111.18平方米。我國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積為36.52平方米。
但是我覺得不論是6億棟還是人均41.76平方米，這兩項數據中有多少房子能達到宜居或長期宜居的呢？具體數字我掌握不了，只能說個人的觀感與居住感受。
我是1993年大學畢業分配到石家莊，是中建一局下屬的一個建筑企業，1994年結婚，雖然是建筑公司但結婚也沒有房子住，最開始是在單位的單身宿舍調劑一間房子，其他未婚的到別的屋擠一擠。后來就出去租房。九十年代你想租房子都很困難，哪有商品房出租？幸虧有城中村，就是農民蓋的二、三層的小樓，分成一間一間的出租。
我擁有第一套房是在2000年，單位的集資房，我們是建筑企業有施工能力，因為是國有單位也有土地，那時候五層高的房子是沒裝電梯的，我因為年輕，分在了頂層五層，那個房子我住了十年，質量還是不錯的，2017年我賣掉了，雖然是頂層但沒有漏過雨，但那時候屋頂都沒有做保溫隔熱，夏天你忙一天下班，一進門熱氣撲面而來，真是受不了。那個年代建設的房子，沒物業，沒綠化，沒電梯，沒車位。2000年的房子，到現在已經有23年了。
我的第二個房子是我父親退休之后，把父母接到城里來生活，住不開，買的也是某工廠的職工住宅樓，是八十年代初建的，衛生間大概就1平方米，那時候洗澡都是到公共浴池去洗，跟隔壁的隔墻就是一塊紅磚厚，裝修的時候稍微一用力，隔壁的墻面就凸出去了，那質量真是不怎么樣。
不論是6億棟也好，4700多萬棟也好，我上面說的住過的這些房子都包含在里面，像河北七八十年代唐山地震以后的住宅大多是多層樓房，現在也有人住、也能住，但如果從宜居的角度講，這些房子是滿足不了人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標的。
不僅僅是石家莊，很多城市都有類似的存在。十幾年前，我曾經在北京遠洋大廈附近工作，遠洋大廈沿長安街這一側全都是高樓大廈蓋得很好，但你往里走還有很多都是小平房，很難說是宜居之所。這些房子也需要在城市更新或老舊小區改造中進行品質提升。
我們現在永清高新區開發的清樾嵐庭項目，很不幸趕上了3年新冠疫情，也是房地產最低迷的3年，疫情期間進行建設和銷售，其中甘苦真是一言難盡。好在項目已接近尾聲，現在看能夠按時交房，也沒有出現有人上訪鬧事的情況。這個項目是我具體操盤的，先不說別的，現在的房屋質量與原來絕對不可同日而語。我僅舉兩個小例子，一個是保溫，原來外墻保溫都是貼保溫板，現在廊坊市要求就是澆筑一體化，這就不存在說施工質量不好，保溫板會掉、會翹起來。另一個是玻璃，現在要求必須是安全玻璃，跟汽車玻璃一樣，能承受較強的沖擊力，安全玻璃破碎時碎片成蜂窩狀鈍角小顆粒，不易傷人。
我的意思就是從這些方面來說，現在的房子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的房子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我們看房地產的發展，不僅要看數量，更要看質量。我想，有更多宜居、宜業的城市化才是我們的發展目標，也符合質量強國的戰略。
八十年代黨中央確定的社會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以發展才是硬道理，才要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生產力。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社會物質已經較為豐富，社會主要矛盾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因此黨的十九大提出：“當前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八十年代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現在是一個從有到優的過程。我的理解從有到優的過程也是要靠發展，要靠發展來改變不均衡、不充分的問題。對于執政黨來說，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認定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八十年代確定的“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管了三十多年，我們的經濟取得了極大的發展和進步；十九大確定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也應該是一個經過長期努力才能解決的矛盾，也希望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這一正確認定能夠再管上三十多年，到建國百年時，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
主持人蔡義鴻：劉愛強總經理結合自身的工作和生活感受，談到了我國城市化發展進程中的質量問題，從住集體宿舍、城中村租房，到集資建房、購買商品房，在座的好多人或多或少地都經歷這個過程。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個發展進步的過程，質量不斷提高的過程，充滿希望的過程。現在我們請彭祥林總經理做主題發言。
彭祥林 華憶（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高級工程師
非常感謝蔡秘書長今天召集這期研討會，看到“從《質量強國建設綱要》看我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這個題目，我覺得這個題目很大，因為，我本人主要是做微觀的，我主要從產業競爭力方面談一些我的體會。
因為我是學工科的，技術出身，學的是自動化專業，最早我一直是搞技術開發及技術管理，這個是我本人的基礎。
后來到北大馬院學習研究政治經濟學，賴文鑫副主任是我老師的老師，為什么我會去學習研究政治經濟學，我最開始是在航空部的研究所，后來在技術公司，我們是研究所的這種技術研發思維，所以公司發展的不溫不火，后來覺得沒什么太大意思，看我身邊的朋友有很多也是這種狀態，我覺得應該學習政治經濟學方面的一些東西，希望能有所改變。前幾年很幸運我遇到了賴老師，學到了很多東西，后來又跟著一個產業化專家學習產業化及產業設計等方面的知識，受益匪淺。這幾年我們就在研究如何產業化落地的實踐。
從城市化高質量發展角度來看，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產業競爭力，產業如何高質量發展是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到目前這個階段，我覺得產業更新或者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是我們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方向。產業競爭力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技術的先進性。
我一直關注的有幾個產業方向，一個是能源以及節能環保，還有一個是農業，一直在不斷學習和跟蹤。
因為從技術角度來講，如果能夠大力提升技術的先進性，比如講劃時代的新科技——我們也叫黑科技，這種黑科技出現的時候，它實際上對生產力的提升是非常巨大的，像我們現在接觸的有幾個技術就是這樣，具備這種黑科技的潛力，我可以簡單的給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個是新能源方向的技術，它這個和我們現在講的新能源，比如光伏或者是風電不同，它是什么呢？它是利用各種固廢，比如煤矸石、礦渣、脫硫石膏、甚至危險廢棄物比如堿渣、酸渣等等一二十種工業廢棄物，然后以一定比例組合，再加入激發劑以后變成新能源，這種新能源有15000大卡的熱值，可以與煤摻燒，而且在燃燒的過程中不釋放二氧化碳，而是產生氧氣，這又能達到減排二氧化碳的作用，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突破性的技術。這個技術解決了把城市產生的固體廢棄物變成資源化產品，而且變成了高效的、高熱值的這種能源。我們知道一般的電廠用的煤，一般是采用5000或5500大卡的煤，每年國內的原煤用量達到將近100億噸，用量非常大。前面我們說的這個新能源如果和煤進行摻燒，將會有巨大的用量，而且會大幅降低化石能源的比例。而且它的成本低于120元/噸，具有非常大的經濟效益。
第二能源方面的技術是低成本制氫。它是用甲醇與水按1：1進行混合，然后加上催化劑以后，直接就可以產生氫氣，氫氣的生產成本需3元/公斤。那么現在我們市場上的電解水制氫的話，國內的最好技術成本至少在16元/公斤以上。而且這個技術解決了氫氣的儲存、運輸問題。氫能是國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綠色能源發展方向，該技術具有非常大的潛力。
這一類的新技術出現，可能會部分改變我們國家的能源結構，對于解決我們國家的能源安全問題是一個有益的補充。
第三個技術叫中微子發電。目前在國外處于試驗階段，屬于新能源的技術，如果這個技術實現了商業化，將直接顛覆整個能源行業。這個技術與光伏發電類似，光伏發電的原理是光電效應，中微子發電是中微子產生電的效應。光伏發電現在最好的轉化率，大約為25%左右，現有的光電轉化率理論值33%左右，砷化鎵可做到40%以上。
中微子是宇宙射線之一，非常難以檢測，1956年第一次在實驗室檢測到，宇宙中存在大量中微子，我們每個人每一秒鐘都會有很多中微子穿過，但不會對人體產生傷害。這個技術就是中微子照射到特殊材料上面以后，與光伏板一樣，產生電流，形成了電能，這種材料可以多層疊加，理論上可以達到5kw/m2的發電功率，而且不管白天還是晚上，不管在室內還是室外，不受任何影響，相當于每平方米每小時可產生5度電，每天達120度電。一般家庭，一個月用電量也就200~300度，也就是說只需0.1m2的發電板就能滿足一個家庭的用電需求。
前面是我接觸的幾個新能源方面的一些技術。我還接觸了一些農業產業方面的技術，我一個大姐，她們目前在做非轉基因種子研發。這里劉主任是專家了，我在這里可能有點班門弄斧！大姐她們過去是國家農墾系統的，保留了國內大多數主糧非轉基因種子庫，現在主要做遠源雜交的種子開發技術，已經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主要是主糧方面的，包括水稻、小麥、玉米、大豆、高粱這些品種，這些是他們主要研究的方向。
她們做的玉米品種，第一個是產量比轉基因的還高，第二個它的品質高，第三耐瘠薄、鹽堿、抗旱。它品質高在哪？就是它的玉米籽粒的蛋白質能夠達到大概9%~11%，同時它的秸稈的蛋白質含量也能做到8%左右。那么也就意味著整株玉米都可以作為糧食。普通傳統的玉米，大概它的籽粒的蛋白質含量也就只有8%左右。
他們還研發一種玉米面粉。比小麥的面粉好吃的多，這個我親自吃過，而且能做成各種各樣的面食，就是小麥面粉能做的這種所有的食品，通過水解發酵生產，生產出的面粉吃后不會產生那種燒心的感覺。
而且這種玉米的秸稈里面的含糖量高，使用秸稈生產生物乙醇，而且秸稈產量還高，1畝地大概能產生干物質1.5噸左右，普通的玉米的秸稈干物質大概也就不到1噸。從玉米種植到深加工，這就是剛才講的一、二、三產融合的問題。深加工第一個方面是食品的深加工，第二個方面可以做能源，還有其他高附加值的產品。玉米秸稈加工成生物乙醇，5噸玉米秸稈干物質，就能生產出1噸乙醇，乙醇的生產成本比甘蔗的還要低，這就是生物質能源，可再生能源，做到替代部分化石能源。
比如還有大豆，傳統的大豆產量只有100~150公斤左右，蛋白質含量40%多點。她們研發的一種大豆，產量能達到每畝平均500到700公斤，蛋白質含量達58%，而且富含葡萄糖，用這種大豆做出來的豆漿，不用放蔗糖，它本身就是甜的。
還有水稻，畝產一季達到2000斤，而且蛋白質含量高達16.2%，高于雞蛋的蛋白質含量。
所以像這一類的技術，如果我們能夠把它進行產業化推廣的話，就對整個社會經濟有一個非常大的提升。
從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角度來講，上述的這些技術是有非常大價值的，但是如何去做產業化？這幾年一直在摸索。前幾年賴主任引薦了孫院長，他是搞產業化研究的，主要是研究大的產業規劃，我跟著他一起學習和研究，他的體系規劃非常龐大，從我個人的角度考慮，做起來操作難度非常大，我這幾年就一直在研究怎么能實現和落地，不管什么技術，如果不能將其進行產業化，他的價值都是發揮不出來的。這幾年我接觸了幾個不同的產業方向，去琢磨產業化的問題，我發現產業化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一個過程。
后來發現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金融的問題，當然還有管理和執行團隊的問題。沒有資金的支撐，產業化也就無從談起。因為國家央企或國有企業獲取資金和相關資源相對容易，而對于民營企業來講難度太大。所以民營企業發展相對來講就困難得多。而民營企業相對來講活力和創新能力較強，如何把不同的優勢進行結合，這涉及到制度和體系的設計方面。現在探索的混合所有制形式其實就是一個有益的嘗試。
城市化高質量發展中的產業競爭力方向，涉及到多個方面，包括城市的產業規劃、高質量人才的吸引、技術的提升、政策的制定等等方面。我主要從技術的角度來給大家分享一下，我就講這么多！
主持人蔡義鴻：剛才彭祥林總經理介紹了幾個高新技術，也談了他自己在推廣過程當中遇到的難點。高新技術產業化一是技術壁壘，二是市場壁壘，三是金融壁壘，咨詢在其中起了一個聯動，把這三個壁壘環節解決好，產業化才能得以實現。
現在我們請梅玫副總經理給我們談談女企業家是如何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
梅 玫 中創實業集團副總經理
很高興能參加城市化研討會，2003年在南京的長江經濟帶發展論壇認識了城市化進程這個主題，我從南京江寧的發展中看到整個南京的城市化進程，當時南京的江寧經濟開發區開區時就是一個大農村，從辦公室出門走十米，穿的涼鞋全部陷入塵土沒過腳面，下雨了那就全部變成了稀泥，寸步難行。如今，江寧已經成為南京市的一個區，一座新城，高樓林立，車水馬龍。我是80年跟隨父母從北京遷到南京的，當時北京已經有了地鐵，南京的鄉間還走著水牛，如今，南京地鐵開通了好多條線，而且縱橫交錯的還在建，南京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面貌煥然一新。
同時，也看到了城市化進程中人的變化。那時候我們很多企業都不大愿意錄用農村戶口的青年，其實并不是戶籍的歧視，是因為城市戶口的青年要比農村戶口的社會閱歷相對豐富，接受能力相對比較強，工作容易上手，這就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差別吧。在我認識的一些村的書記、鄉鎮的領導，也實現了從農村到城市的過渡，現在他們已經成為市局、街道的領導。我跟他們一直打交道時間比較長，我就感覺到他們已經完全從當初抓農村工作，轉變過渡到了城市管理工作上來了，成為了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主持人蔡義鴻：感謝梅玫副總經理給我們分享見證江寧區城市化過程的寶貴經驗。其實，城市化與建筑景觀設計息息相關。現在我們請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王卿老師，談談他們90后年輕人是怎么看城市化的。
王 卿 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景觀設計學》期刊活動運營
謝謝！我是以工作人員的身份接待各位老師的，沒想到有機會能跟各位老師同臺論道，還能發表自己的看法，非常榮幸！我是在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的《景觀設計學》期刊編輯部工作，現以一個90后的視角談談我的經歷和觀察。
首先，我覺得我是生在了一個特別好的時代，直接趕上了城市化發展最快的時期。我在城市出生，從小到大感受得到在城市里接觸到的教育、生活上的資源確實是非常好的，我認為自己的成長從高速城市化發展中直接受益。
步入社會之后，我發現對于90后來說，其實也是一個比較艱難的時代。為什么艱難？我最直觀的感受，就是生活成本特別高。因此，像剛才劉首文老師提到國家的管理和企業的管理，首先就是成本控制。從我個人的管理來說，我的生活成本該怎么控制？我舉個例子，我是在北京的外地人，需要租房，只能租得起一個“老破小”的一居室，而且是采光很差的一樓，我就跟房東把房租從4500元聊到了4100元，這算是控制支出的成本。但是我要怎么去實現高質量的生活？我已經跟房東把房租談下來了400元，因為我是學設計的，再跟房東商量說，我可以幫您把這個房子做一些改造和提升。這個房東也特別好，接納了我的一些想法，包括我自己買環保漆刷墻、翻新櫥柜，我還幫房東把舊家具在二手平臺上賣掉，把賺到的錢打給他，又從二手平臺淘了一些符合自己生活方式和審美的家具，而且省錢又環保。這樣我的生活水平在成本控制范圍內有一個質的提升，盡管提升的程度非常有限，但符合我對生活的態度，我也會很喜歡自己生活的空間，而不是說隨便租一個下班回去睡覺的房子。
在北大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參觀唐亮鋼筆藝術作品展
第二、就是成本轉移。在大城市背負高額貸款的許多年輕人不得不把生活的部分成本轉移給了父母，我尚不愿背負這些，所以沒有買房。我覺得通過知識提升實現成本轉移，也是我留在北京這個大城市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原因。我更看重的是在北京有這么多的優質、最頂級的公共資源。這是城市化發展帶給年輕人最寶貴的財富。
第三、這么多年來，我們國家的發展非常快非常好，但城市化發展的成本最終還是轉移到了在城市生活的年輕人身上。從高質量發展角度來講，希望國家能從之前的飛速擴張的城市建設中，慢慢轉移到公共服務方面的提升，更多的關注弱勢群體，比如殘障人士。我覺得如果一個城市的無障礙設施普及率非常高的話，那么這個城市應該就算是一個發展質量非常高的城市。但是在包括北京在內的許多城市，我覺得在這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值得欣慰的是，國家關于無障礙環境建設相關的法律法規即將出臺，我相信未來我們每個老百姓都能真真切切的體會到更可達、更溫暖、更高質量的生活品質。
劉 洋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城市化雜志副社長
主持人蔡義鴻：我覺得王卿給大家分享了一個生活中雙贏的小細節，發表出去好多年輕人就可以借鑒，這樣就把成本轉移了，也創造了社會效益。
顧 晴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城市化雜志副社長、城市化網總裁
我覺得國家推動質量強國建設的歷程，一直與城市化的發展密切相關。
1996年國務院制定并實施《質量振興綱要（1996年-2010年）》，這是第一次從國家戰略規劃層面全面部署質量工作。這一年，中國城市化率剛剛超過30%,進入快速城市化發展階段。這兩個時間點的契合絕不是偶然的，綱要的推出一定是國家對步入快速城市化的質量的考量和重視。相關數據表明，這份綱要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對產品質量、工程質量、服務質量的提升，對產業發展和企業質量管理水平都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首次超過50%，我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業人口，幾千年歷史的農業中國步入了城市中國，中國經濟社會都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快速的發展也同時帶來了“問題奶粉”、“黑心棉”、“地溝油”、“瘦肉精”、“甲醛超標”等一系列質量安全事件，制售假冒偽劣屢禁不止，消費者投訴居高不下。據統計，2011年僅中消協受理的質量投訴就達到30.5萬件，占全部投訴的50.2％，已連續10年超過50％，對我國經濟社會及相關產業發展造成了極其不利的影響。2012年2月《質量發展綱要（2011-2020年）》出臺，《綱要》開篇就明確提出其制定的目的是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高我國質量總體水平，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此后，國家在2016年十三五綱要、2017年十九大報告、2022年二十大報告中都明確提出建設質量強國。
2022年我國的城鎮化率水平已經歷史性地達到65.22%，就是說，我們現在有9億多人居住在城鎮。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推動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全社會共識，2023年2月國務院印發《質量強國建設綱要》，對質量強國戰略做了全景式的頂層設計，從中也看到國家在讓追求質量成為一種民族標示，讓質量強國成為一種價值取向，質量強國建設是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徑，是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
從國家推動質量建設、質量強國的歷程看：質量建設非一日之功，要久久為功；對于產品、工程、服務等各方面的需求，我們已經從“有沒有”轉變為“好不好”，相信這些都會對中國城市化的高質量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參觀北大建筑景觀設計學院
主持人蔡義鴻：感謝顧晴總裁用詳實的數據給我們梳理了質量強國建設與城市化率之間的關系。
最后，我們請李秉仁總經濟師做總結發言。
李秉仁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總經濟師
今天我們在這里討論推進高質量的城市化，就是因為以前的城市化發展質量不夠高，所以才討論這個問題。要實現在物質上的一個高質量城市化，中央文件已經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提升城鄉建設綠色低碳發展質量，推進城鄉建設和管理模式低碳轉型，加快推進超低能耗、近零能耗、低碳建筑規模化發展。
現在講高質量發展是指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一方面是要支持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是要堅持以人為本、綠色低碳發展理念，縮小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全面推進人口高質量發展。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