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網訊 日前,北京大學教授、城市化委員會委員張頤武撰文《“工業黨”對世界有其獨到闡釋》。文章對“工業黨”進行了界定,并指出“工業黨”有三大最關鍵的區別性特征:一是對工業化和工業發展決定性意義的高度關注;二是“工業黨”的思路以國家競爭為思考和探討的基礎;三是“工業黨”將中國的發展和崛起作為自己的使命和責任。
全文如下:
近年來,中國社會中存在著一股名為“工業黨”的思潮,在網絡空間中引發了持續性的關切和討論,在年輕人中間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工業黨”并不是一個學派,而僅僅是一個比喻性、形象化的,用網絡語言組成的粗略代稱,有其簡單化與不準確的一面。但“工業黨”作為一個約定俗成的概括,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歸納出這種思潮的特點。
“工業黨”為放眼世界近五百年的風云變幻,著眼當下國際競爭中的格局變化,以及在這一格局變化中中國崛起的歷史意義,提供了很獨特的思考。“工業黨”既有對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解釋,也有對當代社會和世界發展問題的分析,其觀念和思考相對比較全面,對于當下一些問題的回應有一定的解釋能力,這正是其在網絡上具備一定吸引力的原因。
如果不做具體細節的探討,所謂“工業黨”有三大最關鍵的區別性特征。
一是對工業化和工業發展決定性意義的高度關注。“工業黨”對于工業在國家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始終念茲在茲。他們認為工業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沒有強大的工業能力、基礎設施和國防工業,一個國家的強大就無從談起。他們在對整個世界的“現代性”歷史考察中,得出工業強國是發達國家稱雄世界關鍵的結論,而發展中國家的后發發展中,工業化也是最關鍵的主題。工業強則國家強,工業基礎的強大是國家競爭的核心。所謂“現代化”的最關鍵之處是“工業黨”所篤信的“工業化”。只有具備工業的高速發展,國家才可能在世界立足,國民的福祉也才能得到保障和提升,國家綜合實力也才有最根本的保障。
二是“工業黨”的思路以國家競爭為思考和探討的基礎。他們認為現代社會是以現代民族國家為本位,國家之間的競爭關系是現代國際社會運作的基礎。不依靠強大的國家,在現代社會中就是弱勢的。國家的發展是全面國家競爭的結果,在激烈的國家競爭中脫穎而出是現代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必然狀態。國家是“工業黨”立足的基礎,而只有以工業為基礎,國家經濟才可能有根本性發展。當然,多數“工業黨”對于國家的經濟形態持比較開放的態度,對于市場經濟模式也相對比較肯定,但這種市場經濟應是以國家總體發展為中心。“工業黨”對于世界各國發展的解釋,是以如何利用全球市場來發展壯大自己的國力為基準。他們強調國家間和平與戰爭等選擇是出于國家競爭的考量,而非意識形態紛爭。對于大國競爭中爭奪世界霸權的努力,“工業黨”尤為關切。對于這一波全球化的很多方面,如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西方發展起來的環保、動物權利、少數人群權利等等,“工業黨”往往抱以疏離或批評的態度。
三是“工業黨”將中國的發展和崛起作為自己的使命和責任。他們有極為強烈的國家本位意識,高度關切西方對中國現代化的限制企圖,從來不掩飾自己對于中國歷史的信念,對國家發展抱有堅定信心,對民族復興有著強烈的情感和價值認同。“工業黨”對于強國之間的競爭闡釋也是試圖為中國崛起提供內在合理性。40年來中國高速工業化所帶來的成功為他們提供了思考前提。在他們看來,中國近代以來的積弱積貧正是工業化缺失和挫折所造成的,而新中國70年成就中最重要的,是工業化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國家實力累積。“工業黨”的世界視野是從中國工業化的角度出發,他們經常將中國的發展路徑與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作比較,闡發中國工業化所具有的獨特意義。他們對于工業化和發展的推重,往往以實效和實用為前提。工業產業發展被他們視為最關鍵的方面,高科技等的運用也是在工業發展的前提下展開。“工業黨”對于所謂“文科生”有一種內在的輕視,認為社會發展根本上依賴工業實力,其他一些對于“現代性”和“現代化”的解釋往往遭到“工業黨”的強烈批評。
“工業黨”高度重視現代性和現代化的實用、實效與實力。實用針對發展路徑而言,實效針對發展的效能而言,實力則側重于發展的結果。“工業黨”的主張有其合理性,對當下世界現實也有其獨到闡釋力。尤其是近年來西方國家所發生的包括“去工業化”、逆全球化、“再工業化”,以及重新以國家本位、關注社會“實”的方面等在內的許多重要變化,在某種程度上與“工業黨”的思考形成了某種照應,因此能夠在互聯網上贏得許多關注現實問題年輕人的認可。當然,“工業黨”作為一種具有相當程度現代性的主張,在回應當下全球中產社會所提出的許多新議題方面缺少必要的闡釋能力,也難以回應一些新的社會需要和要求,凸顯出“后發”現代化社會的一些特征,也反映了中國發展與世界格局變化在當下的某種回響。“工業黨”這個概念與概念所指稱的思潮,值得我們進一步的關注和探討。(信息來源: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