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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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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代表：大灣區改革發展瞄準的是世界一流的城市群，我們在資源雙向流動過程當中，怎樣更合理地推動人的流動？比如內地跟港澳的人員流動，涉及到戶口問題、體制問題、機制問題，粵港澳大灣區里面的雙向流動，會不會提上議事日程？
侯永志：大灣區畢竟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這個區域首先是開放的區域，除了對世界開放，更重要的希望是對全體中國人開放。這里面就涉及到公共服務制度的設計問題，比如在大灣區上社保，要考慮到人員自由往來流動的問題。我理解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只從一個點上來看。包括農民進城，一定要跟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的增長相適應，如果不相適應，就可能會出現印度孟買那樣的貧民窟。大灣區城市群里，至少貧民窟現象不要出現，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大的課題。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學者：怎樣促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侯永志：這是談怎么聯合創新的問題，現在各地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尤其是在跨區域創新方面。京津冀協同發展里有一個專門制定的文件，來推動京津冀協同創新的問題。協同創新我們喊了很多年，就是怎樣把創新資源更好的統籌使用。
由市場來配置人才、資源，是一個方面，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還需要政府去推動，在資源的統籌利用方面，形成重大創新發展，可能還是需要政府去推動。事實已經證明，現在很多的重大創新，如果只有企業，企業往往是不愿意去做的。
我們要分析國家現代化戰略的需要，分析現有的區域的能力，再把現有能力的分析和國家的需要相結合，從政府層面鎖定一些重大的領域，然后通過專項來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現實的路徑是：通過一些重大技術創新的項目來統領資源的創新，政府提供一定的支持。就像我們搞兩彈一星，搞航天的一些工程，我們要從這里面學習很多經驗。
中國新能源電力投融資聯盟代表：參考日本、美國經驗，如果煤電比例降不到50%以下的話，空氣質量的改善基本不可能。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還要引領中國長周期多方面的改革，在能源結構轉型方面，諸位有沒有一些想法或者規劃？
劉忠樸：首先從深圳來說，深圳的能源結構在全國是最優的，清潔能源、新能源占比80%以上，深圳現在只有一座電廠是用煤的，一年大體300萬噸，其他7個電廠都煤改氣了。第二，廣東省能源結構中，煤炭使用量越來越低，這都有規劃。在新能源使用上力度較大，比如深圳的公交全部都是電動。核電、風電、太陽能等在廣東省和長三角所占比重，和京津冀比，都是比較高的，所以在能源結構上會越來越接近三個世界級灣區的結構。
新華社瞭望智庫研究員：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過程中，深圳的定位是什么？每個地方都在討論要素流通，人、財、物，打破區域制度等等，這些問題每個城市都需要解決，深圳要怎么做？
劉忠樸：深圳的定位，一直在探討，最終還要看國家規劃的定位怎么表述。人們對某個區縣某個城市的定位，可能與實際發展是不相符的。這個灣區誰是龍頭，最終要看實力、看發展、看影響力，不是規劃定了廣州如何、深圳如何、香港如何，而是現實發展如何就是如何。
整個大灣區“9+2”，這40年靠什么發展？市場的作用、競爭的魅力。深圳作為科技產業創新，更應該注意發揮市場的價值，市場規律的作用，所以深圳要尊重市場規律，尊重創新規律，尊重競爭規律。所以未來我認為要保持生命力，深圳應該走這個方向。最近這段時間，在大灣區上，各個方面從政府的角度去審視，去提思路。政府方面是要有所作為的，但我個人認為，政府在大灣區的發展中必須要有邊界，哪些是政府可為、必須為的，哪些是不能過界的，政府要尊重市場規律，要發揮市場主體作用，我想這個方面更應該關注研究。
曹遠征：過去我管過深圳，但是我當時根本想不到深圳是今天這個樣子，任何規劃要有前瞻性，并不代表現實，特別要尊重市場規律、尊重競爭規律。大灣區最后融合發展的形態，我們現在難以想象。洛杉磯地區88個城市連在一起，叫做大洛杉磯地區，倫敦、東京、紐約都是這樣，很難說哪個城市占了主導地位。我想象的大灣區是一個聯合體。
商務部研究院代表：怎樣促進灣區各地要素的自由流動？怎樣去放開思路，真正打開限制或者是體制上的壁壘？
楊道匡：我認為首先人是放在第一位的，生產要素流動首先是人，對內，港澳要融入國家發展；另一方面，灣區的內地城市，要通過與港澳合作走出國外。要素的流動是雙向的，人員應該首先要能夠流起來，要開放灣區內的人員流動，特別是對科研、商務人員，首先應當放開。
貨物方面，我舉一個例子：2015年廣東和澳門簽了一個游艇自由行的旅游合作項目，某游艇的港區包括其他的建筑群，滿懷期待，希望能夠在那里開放這個點，帶動周邊發展。但是最后海關要求游艇首先要申報，對游艇的價值進行評估，然后交48%的押金。一艘游艇一千萬很普遍，三千萬的馬馬虎虎，三千萬的游艇交48%的押金，就是一千多萬，有誰會為了走一趟所謂自由行交一千多萬押金放在海關呢？而且還只能點對點，從中山出發路過珠海的海島，不能停，只能規定這一點到澳門，去香港也不行，這樣根本自由不起來。其實管理是可以創新的，像北斗系統或GPS裝在船上，人員上下岸，裝什么貨物，停哪一點，一清二楚，不需要通過傳統辦法去管，我呼吁在前置條件下有所創新。
方舟：這一次國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意義在哪呢，不是選一份規劃出來，過去我們說紙上畫畫，墻上掛掛就結束了。最大的意義是，我們現在要素跨境流動遇到非常多的障礙，這是各個部門的規管造成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意義就是從頂層設計上提供這樣的一個機會，讓你可以去突破這些障礙。
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一個特點不是說公布完這份綱要就結束了，而恰恰是一個起點，會有一個中央領導機構做一個頂層設計，而且明確是成熟一項推出一項，針對我們現在所面臨的重大難點問題逐一克服解決，因為這些涉及到很多是跨部門、跨區域的，所以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平臺、一個機會，是我們國家戰略改革開放的一次新的嘗試，怎么樣在一國兩制下創造一個新的要素流動的模式。
曹遠征：大灣區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次，關鍵就在于把細節都搞定、打通，魔鬼在細節，否則永遠就是“9+2”，永遠是地理上的概念，而不是經濟和區域發展的概念。
我想大灣區最核心的意義，首先是開放，如果擁抱全球化，對全球開放，首先應該對港澳應該開放。我們看到這方面實際上有一些工作并不是很難的，有些是細節的問題。比如通關問題，在高新技術條件下，要思想解放，用新的監管方式來替代傳統監管。中央政府提出來要“放管服”，我想“放管服”在大灣區中應該率先得到實現。
港澳辦聽會代表：推進大灣區建設，三地都需要讓渡一下自己的自由度出來，才能夠形成一個合力。三地怎樣尋找恰當的定位，錯位發展?
曹遠征：對于產業的發展和定位，廣東、澳門和香港都應該有一個全新的考慮。澳門不能僅僅拘泥在博彩業上，應該提升旅游業的品質,僅僅在博彩業上，是沒有前途的。對香港來說，忌短視，要提升戰略意識，特別是國家意識，給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便利條件，這是香港的新定位，這可能是大灣區新的歷史機遇。粵港澳大灣區更多的要從一國的角度考慮如何提升自己的競爭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