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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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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書號快快來，上半年工作計劃完成完不成就看書號了。”就在幾天前，上海一家民營出版公司的老板王先生發了這樣一條朋友圈。
事實上今年春節之后，書號收緊的消息就在出版界尤其是民營出版圈不停流傳了，不少業內人士也經歷了從觀望到焦急再到聽天由命的心路歷程。
書號的變遷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2018年初，新的書號限制令傳來，今年各出版社書號壓縮30%到40%。最早在社交媒體發布這條消息的北京某出版公司邢先生，這大半年來在一個由出版社、文化編輯記者、書評人等組成的近500人微信群中，隔三差五就要發一條“有書號嗎？誰家有書號？”的消息。
業內人士告訴證券時報記者，在中國，一本書是否身份合法，取決于其是否有書號和圖書在版編目（CIP）信息。其中，書號由中國ISBN中心發放，由中國版本圖書館加掛新聞出版總署條碼中心牌子。
自我國施行標準書號以來，行政管理部門掌握著書號的發放和控制權，由于我國出版機構的設立為審批制，因此只有出版社才可能獲得書號申領權。
1994年以前，書號的申領使用不受限制，導致書號使用數量激增，書號買賣現象泛濫，圖書質量受損。新聞出版署對此采取了相應措施，要求1994年新書書號使用總量在前三年平均數基礎上減少10%，并按照出版單位的年出版計劃分配定額書號。
這個制度沿用14年后，2008年7月15日，新聞出版總署開始試行網上書號實名申領的試點工作。2009年1月，書號實名申領全面展開，結束了此前“攤派式”的書號分配制度，也突破了此前對出版單位書號數量的限制。
2018年初，新的書號“限制令”傳來，控制增長率，減少重復品種的出版和資源浪費，成了今年的管理主題。
考驗出版公司業績成色
我國對書號施行的嚴格行政管理手段，讓書號成為一種稀有的行政資源。行政部門可以借此實現對出版市場的宏觀調控，這種管理模式提高了出版流程的規范化，也深化了民營出版商和出版社的資源互補與合作。
2017年上市的民營出版公司新經典在其披露的招股說明書中，揭示了這種合作模式。新經典在其招股說明書中說，公司根據不同的產品類別設立了多個業務單元，并建立了嚴謹的選題及內容策劃業務流程，確定的選題后期還需要通過出版社的審核，由出版社向省級新聞出版主管部門申報審核，并最后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備案（重大選題須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審核批準）。
2018年初出臺的書號新規，讓書號審批難度進一步加大，在保持去年書號規模的基礎上，出版業以再版換利潤的方式將被叫停，取而代之的是倡導提高單品的出版質量和市場份額。
業內人士表示，減少同一品種在同一出版社的重復出版，有利于改善現有的多品種、低單品利潤的市場現象，減少跟風作品、“眼球”作品，有助于打造文化精品，優化市場結構，同時也給從業者帶來了新的挑戰。
向精細化增長轉型
雖然書號收緊對需要向出版社購買書號的民營出版公司業績影響最大，但對擁有書號資源的正規出版社而言，也構成了一定的經營壓力：一是可供轉讓合作的書號減少了，雖然書號的價格有所上升，但整體上這塊收入是減少了；二是自家出版發行的圖書品種也有一定程度的減少，對業績構成了壓力。
有消息人士告訴記者，這次的書號收緊政策有一條是暫停發放公版書的書號。
公版書因為成本低、市場認可度高、銷售風險小，一直是眾多出版社喜歡的圖書品種，調整的成本非常低，就是開機印刷的時候換個封面，再申請個書號而已。對出版社來說，相較于把書號給內容新鮮但是市場還未檢的新書品種，更傾向于把書號給那些能保證市場的公版書。
其實，從去年開始，圖書出版類上市公司就在積極進行供給側改革。去年，出版業上市公司一般圖書出版正在由增加品種數的粗放式增長，向著重選題質量的精細化增長轉型。
2017年，時代出版一般圖書銷售達15.05億元，同比增長23%；營業收入4.56億元，同比增長26%。報告期內，時代出版在主動壓縮圖書出版規模的情況下，精準選定細分市場，在選題方面從嚴把關，堅持原創選題不得低于60%，加大暢銷書策劃與運作，創新營銷理念，市場占有率升至全國前10位。新經典和城市傳媒等則在優質版權運用方面下足了功夫。
據13家出版上市公司披露的2017年度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12月底，13家在境內主板和創業板上市的出版公司擁有資產總額達到1353.12億元，較2016年增長10%；所有者權益達到874.03億元，增長14%；全年實現營業收入862.79億元，增長0.2%；凈利潤93.74億元，增長4.5%。13家出版公司全部實現盈利，其中9家公司凈利潤正增長，山東出版、南方傳媒凈利潤增長接近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