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在中部某省的一個小鎮,或許從第一位來到這里的祖先開始,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就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幾年前,在一場轟轟烈烈的“農轉非”運動中,家鄉人的“身份”發生了徹底轉變。
這場轉變大部分體現在戶口簿上,生活卻一如往常:年輕人在外地打拼,老人在家守著土地和孩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鄉們并不知道,在統計口徑上,他們已經作為“城鎮戶籍人口”,為這個城鎮化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作出了一點微小貢獻。
在這股城鎮化大潮中,我那人口不足兩萬人的家鄉甚至激不起一朵水花。近5年,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按照政府工作報告,2018年還會有1300萬農民進城落戶,中國的城鎮化率也會繼續提升。
統計數據上的城鎮化一路高歌猛進,但作為城鎮化主體的農民對“進城”的態度正在變得冷淡。有媒體報道,農民落戶城市正從“不敢想”變為“不太想”。而2016年社科院一項針對中西部農民的調查顯示,有近半數農民“不想進城”,66%的農民工相信自己到了一定年齡就回鄉。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的父母曾經無比艷羨縣城里的親戚,那時一張“機關戶口”意味著每月憑證供應的“商品糧”。現在他們卻對戶口簿上的城鎮戶籍不屑一顧,城里不僅沒有免費的糧食,連吃水都要花錢,每月的物業費、燃氣費也都是不小的開銷。
即便如此,離家鄉20公里外的縣城也借著“農民進城”發展了一波,本來已經停滯的房地產業紛紛復活,樓盤向縣城外圍擴張。房地產的花車經常出現在鎮上,上面打著各種促銷的廣告。政府搞“上樓工程”,銀行也為農民貸款買房提供優惠政策,這些鋪天蓋地的宣傳直接刺激了家鄉人進城買房的意愿。
如今家鄉的年輕人在縣城買房已經成為一種風氣。他們用多年積蓄換回一套縣城的房子,然后去更大的城市靠出賣體力還房貸。每年春節,這些年輕人不會在縣城的新房里過年,還要回到農村的家。縣城里幾乎沒有什么產業,很難為這些年輕人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這意味著,如果在縣城定居,他們就無力支撐家庭。
許多中西部的中小城市與我家鄉的縣城有著相似的處境,城市的工業化落后于城鎮化。決策者往往更鐘情于城市擴張和城鎮人口增加,而不是產業規劃、就業規劃。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里也提到了同樣的問題: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市民化進程滯后;“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
缺乏市民化的城鎮化曾為我國帶來了低成本的勞動力,同工不同酬和缺失的社會保障甚至成為中國制造業、建筑業的競爭優勢。但我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58.5%,進入了城鎮化的中后期,農民工的市民化比之前更加緊迫,成為城市內部社會分化的核心問題。
如果解決不了,難以融入城市的農民最終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回鄉,要么成為“城市里的農民”。
城鎮化是一個自發過程,農民進不進城,進哪個城市,應該讓農民自主選擇。政府要做的更多是讓進城的農民能夠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樣的公共服務,享受平等的發展機會。
也有學者提出,“市民化”并不意味著農民一定要到城市定居,要轉換成“城鎮戶口”。中國有許多村莊都具備了現代產業基礎,這些村莊按照城市標準來規劃,農民完全可能實現“就地城鎮化”,農民生活與市民生活方式沒有根本區別。
那些通過土地流轉成為“種糧大戶”的農民和在鄉鎮企業里工作的員工,實際上已經從傳統的小農經濟進入到企業式的現代經濟體系。他們的“市民化”是市民的實質內容,而不是外在形式。
相比那些已經拿到城鎮戶口但仍生活在農村的“市民”,和那些生活在城市卻享受不到平等公共服務的農民來說,他們才是真正的“人的城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