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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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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五年里，我國城鎮化率從52.6%提高到58.5%，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
8000萬人進城之后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過去五年里的這樣一組數字，“城鎮化率從52.6%提高到58.5%， 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
對于農民工而言，走進城市，只需要一張火車票，找到一份工作，有時也只需要一身力氣，推開城市大門的難度并不高。但是，如果想在城市長期發展，最終安居下來繁衍生息，并非易事，因為，這不僅需要有一份長期的職業和相對穩定的收入，其家庭也需要相應的保障機制。
城鎮化不是土地的城鎮化，而是人的城鎮化，8000萬人從農村向城市遷徙，需要的不只是居住之所和工作機會，更需要相應配套的社會管理、服務和保障機制。與此同時，城鎮的發展同樣需要農村和農業的支持，要保證農村和農業不會衰落，鄉村振興也需要生力軍，要讓城鎮與鄉村共同發展，相輔相成。
在河北燕郊做裝修工的余先生，一直不知道自己算不算“進城了”。“雖然買了一居室的小房子，但戶口并沒有遷過來，不知道自己這份工作能做多久，也不知道未來小孩在哪兒上學。”余先生的問題，許多進城務工人員都面臨著。從進城到最終安家，他們依然要邁過很多坎。
“在廣東，80后、90后新生代外來務工人員占務工人員總數已經過半，與父輩們掙錢返鄉不同，新生代的外來務工人員更加渴望在城市扎根，成為‘新市民’。”富士康科技集團精密機械事業群工人楊飛飛說。
從“靠力氣”到“靠技能”
“現在看上去是每天賺得還不少，但我能干到多大歲數呢？”在一家快遞公司做快遞員的王從義說，“有的時候送快遞，很羨慕那些能在寫字樓里工作的人，但我沒有學歷，也不知道怎么去補上。”這樣的顧慮，余先生也有，“做大工是日結300元，看似很多，其實不是每天都能開工，我們也得休息啊。而且年歲大了以后，是真的干不動了，不能總拿日結工資乘以365來算我們農民工的年收入。”
盡管高薪招工的新聞不時見諸報端，但農民工整體平均收入仍然不高。根據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的數據，2017年北京農民工的月均收入為3230元，而在2016年度，該市職工平均月工資為7706元。在廣東佛山柯維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材料車間主任蘇榮歡看來，雖然很多外來務工人員工作很努力，但掌握的技能實在有限，導致發展空間受限，一旦遇上產業轉型，就可能被淘汰難以安家。
提高收入，讓收入來源更加穩定，需要從過去的“靠力氣”變成“靠技能”，從簡單體力勞動者轉變為技能勞動者。“農民工進城之后先找到適合的定位，先教育培訓，掌握技能，然后在自己的行業深耕。” 山東省濟南陽光大姐服務有限公司董事長卓長立說。
但在現實中，“農民工想參與培訓卻苦于缺乏渠道。”廣東省東莞市鵬星社會工作服務社社工余雪琴說，她所在的東莞萬江社區新和工業園，有大大小小的企業40多家，外來務工人員超過6000人。余雪琴的工作是幫助外來務工人員提升技能，但在實際工作中她發現，盡管有關部門對農民工的免費培訓有很多，但農民工的參與熱情卻不高，原因在于培訓內容重復老舊。“互聯網時代，新產業、新業態的出現，對勞動者的技能、知識提出了新要求，針對外來務工人員的培訓課程也需要適時更新。應當完善以政府為主導、行業協會為支撐、企業和第三方專業培訓機構為輔助的多元化職業技能培訓體系。”
對此，全國政協常委朱永新就建議，“把技能學校開到工地去”。他認為，現在職業院校服務的主要是在校生，但進城務工人員也有他們的職業愿景，應該進一步擴大服務人群，提高社會人群再學習再培訓的機會，讓進城務工人員就近學到實用技能。
企業要成為“磁鐵”和“學校”
在朱永新看來，需要為外來務工人員提供培訓的不只有職業學校，還有企業本身。“引導企業了解員工對于技能培訓的需求點，有針對性地提出崗位培訓計劃，使外來務工人員在企業內部接受再教育，幫助他們在升級轉型中成長為高技能工人。”蘇榮歡說。
事實上，新生代外來務工人員對于企業的要求，不再局限于“按時發工資”。“有一次一起辦出國簽證，有長期工作的同學，到企業蓋個章就搞定了，而我要去出具一系列的證明材料。”有外來務工人員如是對《工人日報》記者說，“沒有人說農民工不可以出國旅游嘛。”
余雪琴也發現，企業對于外來務工人員能否安家影響甚大。一些外來務工人員因為公司倒閉而中斷社保，最終影響了自己的安家進程，而外來務工人員的社保需要企業代繳，企業責任非常重要。畢竟，不論是子女上學，還是申請住房保障等，社保都是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企業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比如我們企業，外來務工人員要申請公租房，怎么申請我們幫他，需要出證明我們出證明。政府要服務，企業也要服務，發揮‘磁鐵作用’，他自然會跟著你走。”卓長立說。
重慶順多利機車公司機加部副經理鐘正菊發現了一個新問題，他負責對新進工人進行“手把手培訓”，“年輕人干不長久，一般兩三個月就辭職走人，好的能工作一年左右。”這樣形成的惡性循環就是，“好不容易技術過關了，工人又要離開，新手來了又得培訓。結果年輕人不好找工作，企業也招工難。”
鐘正菊調查發現，導致這一惡性循環的原因并非是企業待遇不足，“有的新生代農民工缺乏職業規劃和進取精神。”
“其實，很多務工者非常年輕，來城里之前也是一張白紙。企業如果想留人，需要發揮學校作用，不只是培訓技能，也要進行道德品質和勞動紀律教育，要育人。”在一家大型企業從事人力資源管理的馮先生說，“就像我們年輕時進國企工廠，跟師傅不只是學技能，也學做事做人，打好人生基礎，這一點，是當下許多企業所不足的。以后，他可能不在這家工廠做事，但學到的東西，有助于日后的市民之路。”
城里人苦惱的問題，他們也有
“教育、醫療、住房，進了城，城里人苦惱的問題，我們同樣也苦惱，只不過，我們遇到的困難更多。”余先生說。外來務工人員往往在廠房林立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工作，但許多城市的開發區，往往是廠房漂亮，卻缺少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也缺少配套的醫院和學校。
以住房問題為例，各地對于農民工能否納入住房保障體系，納入住房公積金體系政策不一，貴陽市副市長魏定梅就建議，應當把進城落戶農民納入住房公積金體系。而在重慶市豐都縣，2015年購房者中，農民工占比6成，截至今年2月，該縣成功繳存住房公積金的農民工超過2000人，共計發放貸款4000萬元，有了公積金貸款，許多農民工順利入住新家。
“一些地方有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農民工數量非常多。但是附近缺乏好的教育配套。農民工小孩兒上學成了問題。”廣東省深圳市全順勞務派遣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全收如是說，現在農民工工資上漲了，很多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希望把孩子從農村帶出來，在城市接受教育，政府應該在產業集聚區以及勞動密集型企業的附近充分調研，重視農民工子女的入學問題，只有這樣，技能型人才才能留得下來。
解決這樣的問題，需要外來人口進城較多的地區增加公共資源的配置。廣東省東莞市瑞豐物業服務有限公司工會主席曾香桂以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東莞市為例，東莞市戶籍人口只有196萬人，而公布的常住人口數字是826萬人，如果包括教育在內的公共資源和人員編制還基于戶籍人口配置，自然不足，應當在政府性資源的配置中完善機制，讓服務和管理更加有效。
隨著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推進，甚至于城里人面對的獨生子女養老問題，農民工一樣存在。曾香桂甚至發現，許多農民工家庭也是獨生子女，而針對這一群體的養老、醫療、護理等政策，仍然不足。
其實，許多問題，早解決所需要的社會成本，比晚解決低很多。余雪琴在工作中接觸到了一些身患重病的農民工，許多人是因為早期沒有發現病情，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最終導致小病變成大病重病，高額的醫療費拖垮了家庭。如果外來務工人員也能每年有體檢，很多大病本可避免。
鄉村振興也需要人才
出生于河南省上蔡縣的張全收，最近發現了一個新現象，這5年來，原來很多到沿海地區的打工者，如今回到了內地、家鄉務工，由過去的“孔雀東南飛”變成現在的“鳳凰還巢”。“從2013年開始，我的工作重心就從深圳轉到了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回到家鄉。現在公司輸出的農民工，有一半都留在了河南省內，而且這個數字還在進一步加大。”張全收發現，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開始返鄉創業，自己當起了小老板。“這些人在南方有的學到了技術，有的掙到了錢。”
在全國政協委員應勇看來，人口轉移不是單向的。農民進城帶動了城市發展，從鄉村角度來看，鄉村的土地和產業可以整合，農村農業的發展環境會變好，與此同時，在農村實行規模化經營后，也會有市民來農村發展，縮小城鄉差距。
也就是說，城鎮化并不意味著所有農村勞動力都進城，在城鎮化進程中，鄉村不能衰落。農業部原副部長陳曉華就表示，世界上不少國家在城鎮化率達到70%以前，都出現過農村人口外流的現象。這是城鎮化的一種必然結果。而在今后一段時期，“農村人口的轉移、進城落戶還會增加，可以說這也是一種客觀的趨勢。”在農村人口進城的同時，還要把外出的能人引回來，把城里的人才引下來。
陳曉華坦言，在這幾年里，已經有700萬各類返鄉下鄉人員到農村，從事新產業和新業態，給農村帶來了生機和活力，對這種趨勢應該積極扶持和引導。與此同時，村莊人口的變動勢必影響村莊布局。“同時還要優化村莊布局。對于有條件的村，主要是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提供，為農民的生產生活創造條件。對于有歷史和文化價值的村莊要加以保護，對于沒有生存條件的村莊恐怕就要易地搬遷。”
任勇也建議，要積極引導一部分農民就地城鎮化，引導農民就地轉移為城鎮居民，尤其是廣大中西部的中小城市，推進農民就地城鎮化更加符合國情實際。“目前看，引導部分農民就地轉移為城鎮居民，符合我國城鎮化的發展階段。我國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已有的幾個大型城市群，可以按照現有布局、點條結構和資源稟賦進行推進。”（趙劍影 李娜 彭文卓 盧越 趙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