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中國第一代進城務工的農民為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走出了農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能力融入所務工的城市,也無法從不斷擴大的社會保障網絡中受益。現在,他們面臨著在人生暮年仍要繼續工作的前景。
這個問題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經暴露,其中建筑業是這代農民工最主要的職業,也是最艱苦、最危險、最缺乏保障的職業。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在建筑業結束了他們的“農民工”生涯后,又回去當種地的農民了。盡管從收入來看,當農民工比當農民有所增加,但是,不斷攀升的物價,也讓他們的收入并沒有形成有效的購買力。相反,沒有社會保障留下的“后遺癥”,則是這些收入根本無法彌補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能頂著已經花白的頭發和已經難以站直的腰板,繼續依靠種地維持生活。這就是第一代農民工的基本現狀。
在第一代農民工當中,也有一些通過轉型,如從事買賣、經營等留在了城市,甚至有少數人因為當上了包工頭而變得富有,但是,能夠實現這種“轉型”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農民工在達到一定年齡以后,都回到了原籍去種地。
不知從何時起,出現了民二代、民三代不愿再從事建筑業等繁重勞動的,且對收入要求明顯高于父輩的現象。這些年輕人在文化、技能、見識等方面不同于他們的父輩,他們已經有能力可以對過于繁重的勞動與不高的收入說“不”。
對勞動條件和收入標準說“不”,不是民二代、民三代沒有他們父輩們的吃苦精神,而是他們更加注重自身權利的維護,更加注重他們也是平等的勞動者。要想讓他們繼續從事他們父輩曾經從事過的工作,就必須改善勞動條件和提高收入標準。否則,很多工種可能就真的找不到人了。
城市的房價漲了那么多,開發商等從以建筑業為基礎的房地產開發中獲得了那么多的收益,對從事建筑業等的農民工提高收入標準并改善勞動條件,尤其是為他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應當是政府與企業的自覺行動。相關法律已經對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身價”進行了重新界定,“同命同價”等也已經形成共識。
民二代、民三代當然也有權利向他們追求和向往的生活、勞動、收入等轉型,也有權利伸張自己的權利。在這樣的情況下,解決問題的鑰匙也自然而然地應當在政府及其職能部門、企業手中去找。而第一代農民工回到農村后的生活沒保障、沒著落,也從一個側面加深了民二代、民三代對自身權益維護的理解和選擇。如果不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解決第一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不讓民二代、民三代從他們父輩的晚年生活中看到希望,他們的選擇,可能會更加“挑剔”、更加讓城市人難以接受。
挑戰無處不在,民二代、民三代的挑戰,是對執政者思維和認識的再考驗。雖然從2009年起,各級政府也推出了一個農村養老金計劃,向60歲以上的老人每個月發放養老金。同時,還推出了農村醫療保險辦法。但是,從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的水平和標準來看,顯然是無法滿足廣大農民的基本生活和醫療需要的,更多的只是一種道義和方向。要讓民二代、民三代有足夠的信心,則需要進一步提高廣大農民、尤其是民一代的社會保障水平。
面對第一代農民工遇到的問題,以及民二代、民三代不愿再無私奉獻和無條件接受城市人安排的生活,只有認真地去解決問題,而不是指責。指責,只會讓民二代、民三代提出更高的要求。到時候,勞動力成本會上升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