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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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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長安講壇總第309期于2017年3月30日于清華大學開講，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發表了“從宏觀全局看‘三農’問題”精彩演講。
其表示“三農”問題在我國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建立在農業萎縮，農民破產，農村凋敝的基礎上，也不能建立在就在城市形成大量的貧民窟的基礎上，“如果這樣的話中國的現代化一定是走了一條彎路。”
韓俊認為不要迷信城鎮化，不是說越高越好。中國不像美國，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有村莊，有農耕文明，有文化歷史，中國民族的根都在農村。如果農民工回鄉創業能賺錢，家庭功能也齊全，為什么還要讓他們進城？
對于農民工進城享受公共服務方面，韓俊認為，不能讓農民工用土地換取城市公共服務的享受權。“國家你為你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務是你的責任，不能讓農民工放棄他的財產權利，來交換一種公共服務的享受權。”因為土地不是一種福利，物權法講的很清楚，雖然不是私有的權利，因為使用而獲得的權利叫用益物權。
談到新農村建設，他認為浙江做得最好。浙江現在已經對所有村莊的污水都處理了，浙江村莊污水處理每一戶財政補八千塊錢，污水改造，道路硬化、量化、綠化搞了以后，不但為農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生活環境，而且刺激了帶動了農村旅游業的發展。“現在浙江農村，隨便找一個村一看非常有風韻，耐看。點上有風韻、耐看；線上有風景，好看；面上有風光，能看；沒有臟亂差的地方，這才是社會主義的新農村。”
以下為演講實錄：
韓俊：非常高興再一次來到《長安講壇》，今天我想還是講“三農”問題，從宏觀全局看“三農”問題。我想把“三農”問題最新的情況，特別是我們解決“三農”問題最前沿的政策課題給大家做一些系統的介紹。
PPT我今天下午更新了一下，都是最新的數據，講的過程中數據比較多，大家有興趣的可以用一下。
為什么要從宏觀全局來看“三農”問題呢？因為“三農”問題在我們國家確實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重中之重，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一個重要經驗，必須長期堅持，毫不動搖。習近平總書記在這個方面有很多的論述，有些都是耳熟能詳的，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村必須富。
現在我們農村的人口，過去十年每年要減少1420萬人農村的常住人口，十年以前農村的常住人口是7.45億，2015年減少到6.03億人，這個趨勢還會繼續下去。這個趨勢繼續下去，到2030年中國農村人口還有4.8億左右，務農的勞動力還有1.6億人，全世界1億人以上的國家也就13個，到2030年中國已經是一個邁入高收入的發展階段，到那時候農村還有將近5億人生活在農村，還有1.6億人還要靠農業來就業，來生活。
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建立在農業萎縮，農民破產，農村凋敝的基礎上，也不能建立在城市形成大量的貧民窟的基礎上，如果這樣的話中國的現代化一定是走了一條彎路。絕不能一邊是繁榮的城市，另一邊是凋敝的鄉村。
很多國家的現代化就是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城市越來越繁華，但是農村越來越凋敝。為什么呢？農業萎縮了，農民破產了，所以農村就凋敝了。城市化陷入了一種病態的，畸形的發展狀態。
今天主要是從三個方面給大家做一個介紹，從宏觀全局看我們的“三農”問題有三個視角。
一．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農業轉型升級。
二．從新型城鎮化看農民工市民化。
三．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看脫貧攻堅和新農村建設。
農業轉型升級，農民工的市民化，農村的脫貧空間和新農村建設，這是我們三農政策四個重大的課題。每一個題目都可以講一個晚上，今天能夠從一個總體的政策框架，主要是讓大家對我們“三農”的政策，“三農”最前沿的一些問題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現在是我們整個經濟發展的一條主線。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主題，深入推進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一段表述就是這張PPT上展示的，這里面最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就是農業農村發展要實現兩個重要的轉變。
第一個轉變是由過去過度依賴資源消耗轉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
第二個轉變是由主要滿足量的需求，轉向更加重視滿足質的需求。
這就是我們現在“三農政策”最前沿的一個課題，這兩個轉變怎么來實現？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對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個新的完整的政策框架。
我們在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我們提出一定得守護國家糧食安全的底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要確保中國人的飯碗，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是裝中國糧，這是重大的政策課題。
我們13.7億人，到2030年我們人口峰值是14.5億人左右。我們不要指望任何一個國家可以養活我們，尤其我們基本的口糧問題，飯碗就是口糧，主要就是小麥和稻米。如果依賴進口有巨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國際糧食市場的波動是非常劇烈的。
我們的石油可以越來越依賴進口，它是喂汽車的，沒事。我們的芯片，大家知道我們的高級芯片80%以上進口，大豆進口也沒有問題，因為大豆它主要不是口糧，是生產油的，它的副產品是飼料。但是口糧必須要確保絕對安全，谷物要確保安全，谷物主要是小麥、稻米和玉米。
我們谷物的自給率是比較高的，2016年我們的糧食總產量是超過12477萬噸，我們的2016年進口的三大主糧也只有200億斤，最近十年我們的谷物儲備率都保持在98%。現在大家都說中國一年進口1億噸的糧食，這么說也是對的，因為我們進口的糧食65%-70%是大豆，這就有個概念問題了，很多國家把大豆看作是油，在我們國家看作是糧食。我們定義改變的話，算上大豆的話，自給率已經是低于80%了。
現在為什么要進那么多大豆？大豆這幾年進口大家覺得增長那么快，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收入水平提高了，飲食結構在改善，我們第一是缺油，二是缺蛋白飼料。大豆進口一個是滿足我們對食用油的需求，不斷增長的需求。另外我們畜牧業的發展也需要蛋白飼料。
現在中國邁向高收入發展階段，將來食物需求是一個什么樣的前景？我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間我們做過很多研究，我們前年還出版過一本書，《中國邁向高收入發展階段食物供求的前景》。總的一個判斷，就說未來20年我們的口糧消費還是下降的，但是其他的食用農產品的消費還有很大的增長的空間。
我們做了很多定量的分析，我們和世界銀行合作開展了一項研究，我們使用了一個概念叫“中國谷物等量”，我們叫CE，意思是你消費的所有農產品都核算成谷物，你喝的牛奶，奶牛要吃飼料，要吃糧食，你吃的雞蛋，包括你喝的啤酒，都是用糧食轉化來的，我們把所有的食物用食物等量來衡量，用世界糧食組織的數據庫對世界上能夠搜集到數據的國家做了這么一個分析。今后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們食用農產品的需求還會不斷的增加。
我們國家人均熱量消費已經不低了，但是我們人均蛋白質消費還會是一個逐步增長的一個趨勢。
今后大體上是什么概念呢？今后中國的CE的增長主要是靠什么來推動呢？三分之一是靠人口增加來推動造成的，三分之二是因為飲食結構的變化。
我們現在的人口到2016年年底已經達到13.8億，到我們的人口峰值還要增加7000萬人口，我們要養活這7000多萬人，食物還是要增加的。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飲食結構在改善，這樣一來食物結構還會繼續變化。今后我們中國的人均的熱量基本上就這樣了，但是蛋白質的需求還會增加，今后中國人均的CE是增長的趨勢。
講這么多，初步的結論是什么呢？中國的人口高峰還沒有到，起碼還要再增加7000萬人口，中國的城鎮化的高峰還沒有到，中國的城鎮化按照一般趨勢要達到70%左右。中國居民的城鄉居民飲食結構還沒有定型，比如說對東亞，對韓國、日本、臺灣，包括香港地區、新加坡，這些國家和地區它的食物結構做了很多的分析，初步判斷，在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以前，人民的飲食結構會繼續得到改善。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這兩年到貧困地區去的比較多，到農民家里，一到他家就看看這個廚房，有冰箱先拉開看看放著什么東西，大多數沒有冰箱，就看廚房存著什么東西。最近去山西，第一戶就去看廚房，沒有什么東西，我說你能吃上肉嗎？他說吃不上肉。我說豆腐能不能吃？他說豆腐還2.6塊一斤，也吃不起。但是這樣的人我們希望越來越少，但是一到農村地區吃豆腐就是貴了。
如果他們的孩子從農村來到城市，學習、打工，他的食物結構只要有工作很快就會和城里差不多。我們國家的城鎮化率到70%起碼還有14、15年的時間，中產階級比重越來越高。
所以說呢，我們講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很清楚，中國糧食問題沒有真正過關，現在不能造成一種印象，說我們講供給側改革就是因為糧食多了，過關了，糧食不重要了，我們不能發出這樣的信號。
所以說，我們現在提的是一定要鎖住糧食安全的底線，也不是什么都要靠自己，谷物基本上是自己，口糧要絕對安全。
習近平總書記講：要像保護大熊貓一樣保護耕地。我們要確保糧食安全，第一是有地，二是技術要不斷進步。在快速的工業化城鎮化過程當中，如果不建立具有法律強制力的農田保護措施，良田會大量的流失。比如說印度，你的工業和城市不能占水田，我們國家這些年大量水田都被占用了。我們有一條政策，就叫你占一畝耕地，必須補一畝耕地，這叫占補平衡。可以去看一下這個政策落實了，占一畝補一畝，但確實是在很多地區占的都是最好的地。占水田補旱田，甚至有的地方占的多補的少。你可以發現這幾年很多基本農田都到哪里去了？山坡上了，哪有那么多地方可以補地啊。很多基本農田都到了灘涂上去了，我們叫基本農田上山下灘。
最近這個文件已經公布了，中央農辦、國土部、農業部共同起草了一個關于嚴格保護耕地，完善耕地占補平衡政策的一個政策性的文件。對保護文件提出更具約束力的政策。下一步修改土地管理法就是要體現更具法制的強制力。
我們中國的人口比美國要多10億人，美國的耕地要比我們多6000萬公頃。俄羅斯的人口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但是俄羅斯的耕地跟我們一樣。我們再看看印度，我們的人口比印度要多，多一個億，當然印度的人口很快會超過我們，但是印度的耕地比我們還要多6億畝，多4000萬公頃。中國就這點地，我們如果不像保護大熊貓一樣保護我們的耕地，占地的沖動太強了。郊區的農田種糧食一畝地就收入幾百塊錢，但是這塊地變成工業用地、搞房地產開發幾百萬、幾千萬都能賣出來。這個市場的力量太強了。
現在農業最重要的是要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
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的一個理念不是單純追求量的增長，而是追求質的提高。不是過度消耗資源，而是要追求綠色可持續。你比方說，我們的農業上增產主要靠大量消耗水資源，整個華北地區是大的漏斗，我們增量就是耗水，過去搞大水漫灌，一畝地種麥子需要300方水，搞了節水灌溉以后大約可以降到100方以內，整個河北少澆一次水一畝地就可以省50方水。現在國家一年拿出60、70億在整個河北大約40、50個縣搞地下水超載的綜合治理。
最重要的一種模式是什么呢？過去一年種兩季，現在都只種一季了。過去是搞大水漫灌，現在就得搞節水灌溉了。節水灌溉以后一畝地可以省200方水。下一步還可以探討水還可以交易，把節省出來的水到水泉市場交易，可以變成錢。這個問題是可以研究的。
再比如說，我們過去為了增加糧食產量，我們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我們化肥的使用量比國際平均水平要高多了，現在我們提出來要逐步實現化肥和農藥的零增長。如果追求產量的話大量使，如果不追求產量追求質量的話，就得在這方面忍受產量的過度。
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是我們農業現在最重要的課題，不這樣的話我們很多農產品的需求就飄洋過海了。2016年我們食品進口額554.8億美元，全世界只要有農業的國家，農產品出口的國家，都把中國看成大市場，現在有上百個國家還提出往我們國家出口農產品的訴求。中國大豆的需求的增長確實為巴西、阿根廷、美國的農民創造了一個發展的機會。美國農民生產的大豆25%賣到中國來了，美國農民生產的棉花25%-30%賣到中國來了。
比如說我們的乳制品，中國現在乳制品的自給率現在大概是80%不到，我們的大豆、糖、乳制品大量的進口，小到葡萄、鮮櫻桃，你到超市一看這個水果國外的越來越多。澳大利亞一個臍橙在中國賣30塊錢一斤，我們中國生產的也就賣四五塊錢一斤。我們的農產品過去買的話是一籃子一籃子的買，是在田頭賣，在馬路賣，到發達國家一看它的農產品都是梳妝打扮的賣。
所以說我們農業供給側改革最重要的一個政策課題，就是要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的供給。因為中國現在到了由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過渡，老百姓對農業的需求已經不是吃飽了，而是要吃得更好，吃得更有營養，吃得更加放心。
要堅持完善農產品最低收購價政策
農業供給側改革核心是改革，改革我們最近三十年，是突破性的進展。最重要的是我們農產品的價格的改革，國家統購包銷這種體制的改革有突破性的進展。從2014年開始我們就對棉花和大豆進行了改革，這個改革的思路是我們在新疆和東北四省國家價格沒有任何干預，完全放開，但是有一個目標價格，我對市場價格進行檢測，市場價格和目標價格之間的差額我補給你。
我們的棉花2014年一噸大約補農民6300多塊錢，這是價格差額。大豆定的目標價格是一斤2.4塊，市場價格1.8塊，這0.6塊就要補給農民。這個改革現在也在轉型，為什么呢？這個改革很容易被人理解成黃箱的補貼，因為我們加入WTO有承諾的，黃箱補貼不能超過產值的8.5%，超過的就要爆箱了。我們現在這個棉花從今年開始就調過來了，已經不是黃箱補貼了。
再比如說，從2016年我們在東北地區對玉米的這種政府的定價，我們叫臨時收儲政策實行了徹底的改革。從2007年開始，東北地區玉米出現一定程度的賣難，國家實行玉米臨時收儲政策。當時政府定一個價格，2008年是0.75元，到了2014年提高到1.12元。這邊全球石油價格也在暴漲，現在農業也是一個能源的消耗大戶，我們現在種一畝玉米，小麥，最多用兩個工人，現在農業跟過去不一樣了，不是說農民要面朝黃土背朝天，你到農村一看耕種全部是機械，打藥到處是無人機在噴藥，我剛從河北回來，一個鄉有兩三個公司，看到河北邢臺有清華的同學在那個公司里，用無人機來完成打藥的任務。
現在因為成本越來越高，尤其能源的成本，糧價不斷調高，我們玉米的臨儲價格到了2014年調高到了1.12元。但是國際上后來價格下來了，國際上海運價格在下降，加上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包括國際上大面積的豐收，國際上的玉米價格在一路下調。2008年-2014年，我們的玉米價格提高了49.3%，國際上玉米價格下調了39.5%。這就來了，國內外的玉米價格出現倒掛了。一斤玉米最高的時候國外的玉米運到中國來，交了稅比我們還便宜0.51元。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16年12月。
國內玉米價格越來越調高，農民一看玉米調到1.12了，東北一年就種一季，種大豆已經遠遠不如種玉米劃算，就種玉米，這樣一來東北地區的玉米的種植面積2008年爆發式的增長。從2008年的1.6億畝增加到2015年的2.3億畝，八年增加7000多萬，大豆的面積從8000多萬畝滑到了4700多萬畝。
這樣一來會出現什么問題？
國內的玉米越來越多，大豆減產。這個玉米都被誰收走了？東北四省區80%以上都被政府收來了，收來以后玉米最多放三年，得賣，不能虧損，我們前幾年不能低于2400一噸，國外進口到中國的玉米一噸1600，企業很明顯，我就不用你的玉米了。美國的玉米便宜，但是它進不來，我們玉米的配額是732萬噸，配額以內關稅3%，配額以外關稅65%，就玉米征了65%的關稅以后就比國內貴了，企業各個也都是經濟人，企業一看東北的玉米不是這么貴嘛，不用，美國的玉米便宜也用不成，我就用高粱、大麥、玉米酒糟來替代。企業一研究高粱、大麥、玉米酒糟來做飼料不比玉米差。我們的酒精行業一看，你玉米不是貴嗎？過去用玉米來做究竟，現在用木薯來做酒精。這樣一來，我們的糧食大量的放在庫里，沒有人要，同時國外的玉米替代品急劇增加，2014年、2015年、2016年進口了1億噸以上玉米替代品，2000多億斤。我們的國有糧食企業的庫存暴漲，跟玉米替代品的進口大量增加有直接關系。
2013年-2016年，每年進口的玉米和替代品等于擠掉了國內569億斤的玉米市場。現在我們說玉米到2015年感覺到已經無法承受了，2015年我們就把臨儲玉米由1.12元調到1元，農民收入增長肯定是受影響的，到了2016年我們就放開。
怎么放呢？沒有任何干預，價格完全由市場來形成，但是農民的利益我們還得保護，每斤玉米我們補農民兩毛錢，這個補貼不跟當年播種面積掛鉤，也不跟當年的產量掛鉤，算是一斤補兩毛，它不是一個黃箱的補貼，就是跟2014年玉米的種植面積來掛鉤，不是跟當年的播種面積掛鉤。東北四省區補了農民390個億，價格完全放開，現在東北玉米一斤大概是6.5毛-7毛左右，加上兩毛的補貼，對大多數農民是賺錢的，但是租地的大戶很多感覺到經營的困難。但市場也會做調整，這些大戶覺得虧了就會找出租土地的農民，他說現在糧價降下來了，你必須把租金給我降下來，你不降下來我就不租了，說東北地區的租金一畝地大概下調了150塊錢。
案例講這么多是想說沒有任何一種力量比市場的力量還要大。如果我們制定政策我覺得我可以代替市場，那一定我們要交很高的學費。
棉花、玉米改革以后出現的變化是什么呢？價格中國有市場來形成，中國與國際的市場實現了接軌。現在中國農業已經深入融入國際市場，即使有配額管理，有辦法用替代品繞過，現在國內外棉花價格已經基本上接軌。二是玉米的價格到現在二月底、三月初比國外便宜，這樣一來很多關系就基本理順了。
現在最重要的變化是什么？玉米替代品開始減少了，我們的東北地區所有加工企業開足馬力在生產，前幾年因為玉米價格太貴，很多企業無法開工，產業鏈被激活了，農民的利益也得到了基本的保障。
我們搞市場經濟一定要有一個理念，不能保證每個經營的企業都賺錢，也不能給農民承諾保每一個種地的農民每年一定要賺錢，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敢做這樣的承諾。我們前幾年農民養豬，辛辛苦苦養一年一頭還賠200塊錢，從事三農政策制定的一看心疼，現在農民養一頭豬能賺700、800塊錢，你也不能去干預它。
我們任何一個理論，如果把價格調控看作是一個目標的話，往往政策目標是很難實現的。大家看一看我們調控房價，北京這個房價一萬的時候，房子漲到一萬七八大家說太貴了不能買，等到到了兩萬多、三萬多，大家說泡沫要破了，現在開始說學區房超過十五萬就不能上了。
你怎么去調控價格？我們對玉米棉花的調控也不是直接去調控價格，我們是改機制。前幾年去美國，美國每個農民養豬平均要虧三個美金，一聽說中國農民養頭豬要賺100美金得羨慕死。這個好景長不了，農民也知道，市場的力量會自動調節，我們也不能指望價格就是一條直線，完全由政府來控制一條曲線，這也不可能。
現在剩下來的問題就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是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們這方面已經邁出了很重要的步伐，我們接下來還有兩場硬仗要打，小麥和稻谷價格政策怎么來定？因為是口糧。
小麥現在壓力不是太大，我們小麥產需平衡略有余，庫存有一定壓力，但是在所有糧食品種中壓力最小的。今年已經公布了我們的政策，今年小麥價格跟去年一樣，但是稻谷我們現在壓力僅次玉米。我們今年的政策已經公布，早秈稻、中晚秈、粳稻，每斤各加三分、兩分、五分錢。我們的稻谷現在還是實行最低收購價格制度。
什么叫最低收購價呢？我們核定了一個價格，這個價格保證農民的基本收入。當市場低于這個價格的時候，在部分地區會啟動最低收購價政策。稻谷和玉米會有什么不同呢？第一稻谷政府收的比例，最近三年，政府用最低收購價收來的稻谷大約占到總產量的15%左右，玉米在東北地區要占到80%，在全國占到55%以上。大部分稻谷還是走市場。比如吉林的大米比較好，吉林大米90%以上通過市場來銷售。
稻谷還有一個不同是什么？玉米是有替代品，價格如果高了就用高粱、大麥、玉米酒糟和木薯來替代，但是稻谷沒有替代品，中國的稻谷貴了就用替代品來替代它，這是沒有的。但是稻谷的問題走私太厲害了，越南的大米一斤比我們便宜三毛錢，我們現在這個邊貿，每個人每天，比如從越南過來應該是八千塊錢的限制，那就是螞蟻式搬家，走私這個大米，提一籃小麥。這個走私對國內市場形成了明顯的沖擊，去年就開始加大反走私綜合治理的力度，一打，湖南、安徽、江西的稻谷就好賣了，但是稻谷現在供求關系也是明顯失衡。
這個政策我們要防止所有產品的政策改革都碰頭，還要有錯位改革。目前我們就是要堅持完善小麥和稻谷的最低收購價政策，玉米的改革我們預期的政策效果都已經實現了。
我們搞不了美國那樣的大農場
講到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有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優化農村的要素的配置，激活農村的要素，優化資源的配置。
現在中國的農村是什么格局呢？我國有2.2億個農戶，每個農戶的土地大約有七八畝地，我們一直在鼓勵土地流轉，但是現在耕地規模在2個公頃以上的農戶全國也就一千萬戶，全國流轉的農民承包地占到承包地總面積的33.3%，過去五年土地流轉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即使這么快，現在小規模的經營格局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是什么概念呢？中國一個農戶，平均規模不到一個公頃，0.6個公頃，日本的農戶平均規模2個多公頃，到歐洲、法國、德國等，這些國家一個農場的規模，三、五十個公頃。一到到美國，一個農場八九百個公頃，上千個公頃。也就是說美國一個農場相當于我們一個村的地，巴西一個大農場相當于我們一個鄉的地，就是這個概念。
中國我們搞不了美國那樣的大農場，更搞不了巴西阿根廷那樣的巨無霸式的農場，中國的農業只能搞適度規模。比如說在上海郊區就是六七個公頃，這就是適度規模了，到黑龍江不只六七個公頃，就更大了。
我們的激活要素核心是激活農村土地經營權，土地作為一種要素必須要講究效率和它的配置。但是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資料還得體現公平，說土地的所有權是集體的，承包權是農戶的，這個都不能動，但是經營權可以放，讓土地作為一種要素使用更有效，既要推進土地經營的規模化，又要強調適度性。這是我們的一個政策導向。在中國最怕搞運動，要追求大規模農場，幾年全國到處可以搞出來，到日本去看，見不到三五千畝的農場，見不到的。
全世界研究農業的專家，一定有一條是認同的，農業生產的對象和工業生產的對象不一樣。農業生產的對象是有生命的動植物。農業生產又是連續生產的過程，不像生產一個電視機和電腦是部件組裝，它是一個連續的生產過程，強調農業生產要監督整個生產過程成本非常高。
說從全世界來講農業天然適合家庭經營，美國95%以上的農場是家庭農場，農業不適合公司經營。有些人認為中國農業的出路就在于公司化，應該建立大的農業公司，我們也看到這幾年很多人到農村去圈地，想搞公司，但是搞了半天發現這個成本太高了。
我們在河南調研，他們自己調查了150個農場，我們調查了5個農場，我們發現效益最好的就是三五百畝的農場，最重要的原因是不需要雇工，雇工一個是成本高，二是雇工干活的時候都不用心，監督他也很困難。
人民公社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監督成本太高了。大家可以翻一下林毅夫教授的博士論文，他在芝加哥大學讀書用計量經濟學分析中國農業改革為什么成功，林毅夫教授的論文最重要的結論就說人民公社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監督成本太高了，搞了家庭承包以后，監督成本是0，為什么是0呢？夫妻之間不需要監督，父子之間，母子之間也不需要監督，不會偷懶。所以說我們還得正確對待中國小規模的農業家庭經營。
有興趣的同志你們可以到網上搜一下我們北大姚洋教授最近有篇文章，《怎么正確看待中國的小農》。我這些年去拉美，去亞洲一些國家，包括到非洲，去參加一些會議，關于這個問題跟他們有很多討論，很多國外的專家認為中國的這種穩定，有穩定地權的這種小規模的家庭農業，是保障中國農民生計最為基本的一種制度安排。中國這樣一種經營體制為中國這種快速的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社會轉型提供了一種社會安定的形式。說白了就是沒有出現農民破產，大量破產農民回不到農村在城市沉淀下來，這些人很難進入城市的正規部門，城市出現大量的貧民窟，中國沒有出現像拉美出現的這些問題，包括亞洲一些國家。
所以說我認為，脫離中國的基本國情，不切實際地去追求發展美國式的大農場，甚至拉丁美洲巨無霸式的農場會加劇農民群體分化，甚至有可能會造成城市病的產生。
我們講到制度自信，我們對我們獨有的農業經營制度我們也有一定的自信，美國的農場是好，大，我們學不了。現在我最近見到美國農業公司的總裁，他說他現在進入一個什么時代？拖拉機完全不用人駕駛了，智慧農業，叫4.0，農業1.0就是機械化，農業2.0是信息化，農業3.0是智能化，農業4.0就是無人化了。中國的農業從農業土地制度安排來講，從農業的經營規模來講，小規模這種經營格局，在可以預見今后的一二十年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
當然我們要積極地去鼓勵發展適度規模的一些農場，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農場，這點我們在政策上是毫不動搖的。
難點是解決好農業人口的市民化
第二個問題，從推進與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看農業轉型的人口市民化。
我國城鎮化進程是非常快的，剛來北京工作的時候，1989年，那時候北京才有一千六七百萬人口，現在有的說兩千四百萬，我看清華大學李強教授他們認為不只兩千四百萬，總之，中國現在到處都是蓋房子，到處都是新城，我們新城加起來大約36億人口了，規劃的人口。城鎮的常住人口現在已經超過7億多人，中國現在城鎮化率56.1%。不知道在座的有沒有研究這個問題的。在2004年以前中國沒有要求每個縣、每個市都要統計它的人口城市化率，2004年以后這個數據就開始統計，現在中國這個數就怕攀比，如果大家都把提高城鎮化率看作政績，提高城鎮化率，都攀比起來了，它的速度要比你想的快得多。
十二五時期我們的城鎮常住人口每年增加2100萬，根據我們最新的計劃，十三五要增加1億城鎮常住人口，這個任務也十分艱巨。人口地理學上有這么一個曲線，美國從事地理學家納瑟姆提出，一個國家的城鎮化它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城鎮化率在30%以前是緩慢階段，30%-65%或75%這個階段是快速發展的階段。城鎮化率一旦超過65%或75%就進入一個緩慢平穩的階段。毫無疑問，中國還處在第二階段，我們2015年是56.1%，我們未來得目標是75%左右，還有20個百分點作用的空間。十三五期間，1億左右的農民工和其他的家庭人口，每年要轉移1600萬左右。
我們從一個更長的歷史時段來看，現代化難點是解決好農業轉移就業和農業人口的市民化的問題。
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農業勞動力轉移與中國的現代化》，這是1988年寫的，現在看來這個過程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低于一百年，一個國家要真正完成解決農民的轉移就業，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問過很多的國家，都用一百年的時間，中國的過程也不可能把它壓的太短，看從什么時候算起了。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有兩個城鎮化率，有一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有一個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這個是中國特有的，和外國學者交流得講半天，說中國有這個戶籍制度，一個農民離開農村到城里來，在城里居住工作超過六個月他就被統計為城鎮常住人口。他到北京來沒有工作，老公在北京打工，妻子和孩子到北京來陪，他超過六個月也是北京的常住人口。就這樣的人口在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城市，占到它的常住人口的40%、50%甚至60%。到廣東很多城市都出現倒掛，也就是說沒有戶口的常住人口已經遠遠超出了有戶口的常住人口了，這是倒掛了，深圳倒掛的非常嚴重。
現在的這個比例還差15%。這些常住人口在城里面雖然常住在城鎮，很多人就業是不穩定的，家庭是不全的，居住是不定的，這些人在大城市里買房子的很少，主要住在城中村，住在工地，住在單位宿舍，甚至住在地下室，真正買房的人很少，統計局都有這樣的數據。前兩年統計局的數據是只有2%的人買了房，服務不均，城里面有戶口樂觀人享受的有些公共服務他還不能夠享受。
所以說現在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城鎮化它的復雜性就在于，既要提高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還要提高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
提高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有兩個文件，一是城里人愿不愿意讓他落戶，二是他愿不愿意到城里來落戶。很多城市讓本地農民到城里落戶他還行，還能想得開，如果讓外省的農民到我這來落戶他想的不是太多，有人說這件事只能說不能多做，因為很多政策沒有理順。
農民工轉移“春暖燕回巢”
我們的農民工的轉移過去叫做孔雀東南飛，現在是春暖燕回巢。這個趨勢我認為已經是非常明顯。
這是我們去年調研的幾個省，四川、江西等等。2015年農民工總量2.77億人，增加了352萬人，外出農民工增加了63萬人。2016年農民工總量2.82億人，外出農民工增加了50萬人，本地農民工增加374萬人，這是什么概念？2015、2016年離開鄉的農民工加起來才增加了113萬人。
大家看看江西的這個數據，江西在省外就業的農民工66.5%有回來的愿望，實際回來的已經達到100萬以上。也就是說中國現在面臨的一個什么樣的問題呢？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已經呈下降的趨勢，2012年-2015年減了1500萬勞動年齡人口。這是個蓄水池，這個池子的水越來越少的話，那你勞動力大規模流動勢頭就會減緩。
世界銀行最近有一個報告，即使中國放松生育政策，全面放開二胎，到204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降幅仍將超過10%，也就是說到2040年，我們的勞動年齡人口要減少9000萬人，超過德國的總人口。勞動年齡人口逐年下降，農民工跨地區大規模流動的勢頭一定會減緩下來。再像過去十年，過去二十年那么快的速度要保持下去很難了，農民工都在用腳投票了。
不要迷信城鎮化，不是說越高越好
現在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我們基本上每個月都在外面調研，前不久在浙江一個村，這個地區的旅游資源非常好，這個村300多人在外面打工，這兩年多這300多人95%的人都回來了，搞了102家民宿，好的民宿投資500、600萬，三四年就收回來了。一算在大城市打工一年拼命干也就掙個十一二萬塊錢，回來一年就六七十萬一個家庭，過去家庭分離，家庭功能不全，很多家庭甚至都解體了，現在兒子回來了，丈夫回來了，家庭功能越來越全，鄰里關系也好了，農村社區的治理也有人氣了，有了依靠了，農村又復興了，他們叫“鄉村復興”，這樣的村子還不多，一個村回來240多個人來創業。
勞動部做了一個192個縣的調查，一個返鄉的創業者可以帶動四個人就業。比如這個村最吃香的是會炒菜的老頭老大媽，一個月掙4000塊錢，沒有人閑著，只要會勞動的，不是懶漢，都有工作的。他們生活這樣好，為什么要讓他們進城？
所以城鎮化也不要迷信，說城鎮化率越高越好。中國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農耕文明，不像美國，我們都有村莊，有它的文化，有它的歷史，中國民族的根都在農村。
講這么多，城鎮化這個過程誰也阻擋不了，但是這些人口結構的變化會對它的這種推力的速度產生一定的影響。
我們的人口城鎮化，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也不是簡單讓農民進城落戶，這個過程沒有那么簡單。我在發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間，我們寫過一本書叫《農民工市民化頂層制度設計與政策制度創新》。我們在書里面把農民工的市民化，最重要的一個貢獻之一是對五個城市的案例做了分析，分析了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同時也提出來農民工市民化不光有成本，農民工的市民化還有紅利。
土地不是福利，不能讓農民工用土地換取城市公共服務的享受權
那個書主要討論成本問題，農民工市民化核心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公共服務均等化關鍵是解決成本誰來承擔的關系。比如說東莞，外來農民工隨遷的子女在小學和初中階段現在有70萬，70萬孩子需要上小學和初中，現在在公辦學校讀書的大約占到25%，還有75%的孩子在民辦學校讀書。要解決70萬孩子大部分都到公辦學校來讀書，得雇老師，得建學校，老師也得有編制。我多次去東莞，跟他們討論，完全讓東莞來承擔它承擔不起這個成本。
現在說了，我們河南的孩子到了東莞就應該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帶到東莞來，理論上是對的，但是怎么帶呢？說叫學票，但是這個孩子可能在東莞讀兩年他父母又到深圳了，又到福州了，我們管理水平還沒有到那個地步走到哪錢轉到哪。沒有那么簡單。
現在農民工市民化義務教育，就業培訓、職業教育、計劃生育，很多地方都已經實現同等對待。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低保，保障性住房，能不能讓農民工真正的分享，包括整個社會保障制度能不能一體化，這個成本是巨大的。
這個方面我們的政策還沒有破題，所以說農民工市民化，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要跟常住人口市民化徹底收點，那得需要十年二十年都不止。
還有一個問題，農民工進城了，很多人說你為什么兩頭占地？這個問題跟我們討論的多了，首先這個問題一是大多數農民工不愿意放棄承包地和宅基地，無論哪個研究得出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說你要在城里落戶必須放棄村里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大部分人不同意，為什么？他還沒有在城里扎下根。你到街上隨便問一個打工的，說你是北京人嗎？他一定用白眼看你，我怎么是北京人，說你是北京的常住人口，你是新市民，他一定覺得你這個人不講理，我怎么突然是北京人了，他沒有對城市的歸屬感，沒有市民的歸屬感，他的根還在農村。
有一點他在北京他的孩子都讀不了普通高中，現在農民在城里面大部分學校沒有放開普通高中的教育，為什么不能放開？在北京放開試一試，都到北京讀高中了。為什么？在北京考北大清華容易考。河南一個農業大省清華給50、60個指標，北京一個學校考多少，北京家長干嗎？北京有戶口的老百姓干嗎？
北京有很多高級白領，收入非常高，他們也有這樣的組織，在搞這樣的一些倡議，他們沒有北京戶口孩子就不能在北京讀普通考種，就不能考大學，到了初三就得把孩子送回老家去，我們的高考制度決定的，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農民工現在不愿意放棄農村的地。
農民工的市民的公共服務權利不能夠用放棄土地權利來換，國家你為你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務是你的責任，不能讓農民工放棄他的財產權利，來交換一種公共服務的享受權。因為土地不是一種福利，物權法講的很清楚，雖然不是私有的權利，因為使用而獲得的權利叫用益物權。
上一次我們50人論壇，我去發言，我說對農民進城退出土地要有足夠的耐心。
一是因為當前大多數農民不愿意放棄他的土地。二是我們在城里也沒有給他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務。所以農民進不進城，農民放棄不放棄土地，在這個問題上要有耐心，要把選擇權交給農民，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
任何一個政策，農村過去五六十年的制度變遷，如果你是強迫農民選擇，你的政策最后一定是失敗的，一定是付出最大的代價。如果想跟農民較勁，最后你就得罪了農民，但是也付出了代價。如果你跟市場較勁，說比市場強，比農民強，最后你一定會發現你錯了。在土地問題上也是這個道理。
第三點是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看脫貧攻堅和新農村建設。
中國扶貧標準含金量比世界銀行標準要高
“十三五”我們第一民生工程就是脫貧攻堅。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脫貧攻堅做出新的戰略部署，中央專門制定了關于打贏脫貧攻堅的決定，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掛帥。總書記每年不知道講多少次扶貧，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像總書記這樣對窮人有這么深的感情。我們的目標是到2020年，現行貧困標準下，我們農村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我們十八大以來的四年，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5500萬人。2016年我們還剩下4335萬人，我們的國家貧困縣是農民的年人均收入2952塊錢，現在貧困人口占農村人口的比重是4.5%。我們的貧困縣最后一次調整2011年，用2010年的不變價，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塊錢，當時我們的貧困人口是1.6億多，每年的物價在變，用物價每年做調整，調整到2015年是2855塊錢，2016年，貧困縣調整到了2952塊錢。
大家一定知道，一年2952，還不如我一個月打工的錢多呢，這是貧困標準，不是小康的標準。世界上凡是大國貧困縣沒有定的太高的，因為資源是有限的，一千萬一個的小國貧困縣都定的非常高，最后要扶的就是幾十萬人，我們一扶就是幾千萬人，我們跟世界銀行做了很多的研究，我們的貧困縣，世行貧困縣是一天1.9美金，低貧困縣，高貧困縣是3.1美金，當然不能用匯率來算，要按購買力評價。世行最近提供中國農村的PPP是1美元等于3.04人民幣，我們2855比它的低貧困縣高很多。
世界銀行有個研究貧困的專家，叫安第斯迪頓，這個人2015年得了諾貝爾經濟科學獎，國內可能很少人關注他。他的主要貢獻就是貧困的測量和貧困檢測，他最大的優勢是在印度掌握了大量家庭的數據，發生的機理做了很深入的分析。
我今天上午在中國社科院開會，我說中國這么豐富的一個扶貧實踐，如果有人好好去研究的話會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看安第斯迪頓能夠看到的論文和文章，沒有那么復雜，第一證明了貧困不能用收入來衡量，消費的數據比收入更科學。你說我一個月掙多少錢，到村里掙錢多的可能比掙錢少的還要窮，為什么呢？他的生活壓力大，兩個家庭收入一樣多，兩個孩子上大學，有大學的這個家庭一定是貧困家庭。如果收入一樣多，這家有個人長期臥床不起，他一定是窮，在農民眼里誰家過的難，農民也是支出概念，你掙的錢再多支出太大了。
還有一個理論，通過給窮人提供服務，公共服務，這也是一種實際意義上的減貧，讓他享受良好的教育，良好的醫療服務，讓他的壽命更長，這也是扶貧。
所以說中國的扶貧標準實際上2952是國家統計局搞貧困檢測的標準，我們在扶貧工作當中是兩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有保障，基本醫療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這是國家的標準。這兩年到很多村莊，沒有人到農民家問你掙了多少錢，人均收入是多少，農民給你說不太清楚，但是你去看他的房子，看家里有沒有病人，看看家里有沒有上學，看他家里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就可以判斷這個家庭窮不窮。
我們把中國貧困人口享受的這些公共服務要算的話，我們扶貧標準的含金量比世行的高貧困縣還要高。這一點上是毫無疑問的。
精準扶貧，要防止陷入福利陷井
中國的扶貧過去叫區域瞄準，在全國劃定了很多貧困縣。只要是貧困縣，一年專門的資金三五千萬，各個建設資金還有三到五個億，所以擠破頭皮來爭得國家貧困縣的帽子。有的地方網上有標語，熱烈慶祝我縣被列入國家扶貧開發的重點縣，這個帽子戴上誰都不想摘掉。瞄準貧困縣主要是搞開發式扶貧，搞基礎設施等等，搞產業發展，開發區，這也是扶貧了。中國學者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沒有解決真正瞄準窮人的問題。
過去中國每年有多少人口減貧了？這個數是有的，國家統計局要做抽樣檢測，但是你到一個縣一問，你們這個縣誰是貧困人口？你們這個縣誰脫貧了？沒有人能給你提供出精準的名單來。如果誰脫貧了你不知道，誰是貧困人口也不知道，這事怎么看呢？一定說你不精準了，一定要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今后不能再是糊涂帳了，要把不清楚變成一清二楚，扶貧對象要精準，扶貧的主體要精準，扶貧的路徑要精準。
所以說過去中國的扶貧檢測搞得不錯，但是扶貧的瞄準搞得不好，不知道誰減了貧，說不出誰來，到了村里都說不出是誰，因為統計局沒有這個人。
2014年全國組織80多萬人開展貧困識別，識別出12.8萬個貧困村，2948萬貧困戶，8962萬貧困人口，最后發現準確率不高。
2015年全國又組織200多萬人開展回頭看，剔除識別不準的貧困人口929萬人，新識別補錄貧困人口807萬人。我去年還帶隊到一個省搞扶貧督導，這個省搞三輪回頭看，第二輪也不精準，不能一直搞下去，最多搞三輪，這個省是因為搞得不好才搞第三輪。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這點。
世界銀行講中國的精準扶貧對世界來講是一部教科書，他表示贊賞，但是沒有一個國家有中國這樣的制度優勢和政治優勢，大家不要在乎行政成本，我們長期在城里待慣了，在機關待慣了，讓他到農村去，起碼對農民產生一些感情，感情會變了，200萬人到村莊里找誰是貧困戶，這是要載入史冊的一件事。
貧困戶的原因是多元的，這是一些數據，這兩年跑的比較多，一是無非是家里有孩子上學，學費太貴，二是有人生病，醫療負擔太重，無非是沒有技術，沒有資金等等。農民講，一是大學，二是大病，三是大災，還有缺技術缺資金。
所以我們的扶貧由大水漫灌向精準滴灌轉變。各種產業扶貧，就業轉移，異地搬遷，總有一些人靠自己脫不了貧。我們的扶貧一是要防止陷入福利陷井，不能搞民粹，把4000萬人全都養起來，這是做不到的。
我們要防止懸崖效應，只要建檔立卡的貧困戶什么好處都有，不是貧困戶的還不如你過的好，不如你享受的多，這是懸崖效應。能扶的一定要扶，該保的你也必須要保，農村有殘疾人，特別是有失能的，沒有勞動能力的，大約有兩千萬左右喪失勞動能力，這個最終必須通過社會保障，主要是低保。
中國沒有長期護理的保險制度，在很多國家有長期護理險，失能的人，殘疾人，甚至一些絕癥后期，他的生活護理、醫療護理，專門有個叫長期護理保險，它是有另外體系提供服務的，這些人就通過社會保障來實現。
講到全面小康，讓農民的錢袋子鼓起來。現在農民增收靠提高價格讓農民增收這條路已經是潛力不大了，前面講了不斷提價，別比國際市場價格高了，國貨入庫，洋貨入市，最后還要付出承重的代價。
現在靠大量的農民工外出，這條路潛力也是有限的，2015年、2016年外出農民工兩年才增加113萬人。所以說現在農村的發展我們還強調解決農民問題根本上要讓愿意進城的都進城，二是農村也不是無用武之地。
農村這幾年這種有機綠色農業，電子商務，農村物流，農業觀光，民俗文化開發等等，可以說到處都是盆景，我們提出要把它變成風景。現在農村電商網售收入8900多億，農產品網上銷售收入超過2200億，農村跟電商有關的就業2000多萬，現在鄉村旅游去年24億人次，帶動了850萬人就業。還沒有說別的，一個村搞民宿就可以兩百多人回來。
所以說我們今年一號文件提出返鄉創業要大力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高校畢業生，企業主，農業科技人員，歸國留學人才，返鄉大鄉下創新創業。特別我們提出像當年扶持鄉鎮企業發展一樣，支持農村創新創業，支持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
浙江農村建設最好
講到新農村建設，第一是增加農民收入，二是發展農村的服務業，農村的產業，三是改善農村的人居環境。
這方面我們欠帳太多了，現在做的最好的是浙江，浙江現在已經對所有村莊的污水已經處理了，浙江的村莊污水處理每一戶財政補八千塊錢，當時搞的時候大家覺得有這個必要嗎？有這個財力嗎？現在去看一下只要山清水秀的地方，污水改造，道路硬化、量化、綠化搞了以后，為農村旅游業的發展，不但為農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生活環境，而且刺激了帶動了農村旅游業的發展。現在浙江農村，隨便找一個村一看非常有風韻，耐看。點上有風韻、耐看；線上有風景，好看；面上有風光，能看；沒有臟亂差的地方，這才是社會主義的新農村。
第四是新農村建設，補齊農村公共服務的短板。我們農村新農合人均補助420元，個人繳費120元，新農合還需要繼續完善，但是這個制度大家算一算，7.35億人參加了新農合，政府補420，將近補三千億，現在農民要沒有這個制度，農村因病致貧的人會多得多。現在農村這個制度剛剛建立起來，完善這個制度還需要很長的路走，農村的養老保險制度。
我們現在要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參加這個保險的主要是農民，參保的農民5.05億人，其中領取養老金人數農民1.4956億人，每個月人均養老金116元，城鎮職工養老金人均月2251元。也就是說我們農民的養老金的水平只有城鎮職工的二十分之一，這個水平也是非常低的。
也就是說我們農村很多公共服務制度形式上的普惠已經有了，農村7.35億人參加了新農合，農村5億人都參加了新農保，形式上的普惠已經有了，但是要實現要體現實質上的公平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我們的目標就是逐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努力讓廣大農民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2020年以前要完成這個目標是很難的，所以中國的全面小康，中國要逐步實現現代化，我們要實現中國夢，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農業問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是一個永恒的主題。
所以說我們必須把三農問題提升到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這么一個高度來思考，來解決。
我就跟大家講到這，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