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鎖定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的核心之一是降低農業的生產強度。這一政策方向在于降低農業耕作強度,有利于農村生態環境實現自我修復,尤其是中國北方水資源缺乏,對土地的污染非常嚴重。為實現這一目標,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出路在于農業規模化、農民組織化,小農經濟已然過時。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當前中國仍有超過2億戶“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小農經濟形式對中國發展的歷史作用。
小農經濟這種經濟形式,在中國始于南宋,這跟北宋滅亡、人口大量南遷有直接關系。北宋滅亡之后,人口南遷,人多地少,土地壓力越來越大,逐漸形成中國最早的小農經濟。可見,小農經濟有其自身的發展邏輯。
中國經濟史著名學者李伯重認為,直到清代,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中國農業仍然是世界上最發達的,清代代表了全世界農業文明的頂峰。在這個時期,小農經濟這種經濟形式在中國已發揮到極致。
全世界范圍內小農的單位面積產出是高于大農場的,比如日本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就高于美國,這跟日本小農經濟有直接關系。小農經濟這種經濟形式在以日本與中國為代表的東亞長盛不衰,是歷史理性的選擇:人口密度大、土地少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經濟形式。
在現代社會,小農經濟這種經濟形式常常背有“惡名”,一般觀點認為它阻礙了工業化進程,但是一直沒有人在理論上把背后的原因說清楚。
小農經濟這種經濟形式有自身非常明顯的特點:一個小農家庭就是一個完整的生產單位,它要預測未來的市場,制定生產計劃,這個過程要考慮所有影響生產的外在因素——特別是氣候,然后規劃勞動力投入,審時度勢把握良好的市場出售時機。而在小農家庭消費上,它還要靈活把握豐收、欠豐等不同情況下的不同消費支出。這種經濟學上的多任務問題,需要極豐富的人力資本積累。
中國的小農經濟催生了大量掌握著各種經驗的小農,雖然他們受教育水平不高,但卻擁有各種社會技能和經驗。小農較高的人力資本不能被簡單理解為“受了多少年教育”“讀了多少年書”,而是跟經驗相關。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所以涌現出大量農民企業家,和傳統的小農經濟這種經濟形式有直接關系。小農經濟培養了眾多有經濟頭腦、有管理才能、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這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更是不可復制的。
小農經濟這種經濟形式的另一個優勢就是“無剝奪的積累”,這是南非學者吉莉安·哈特在《去全球化》一書中的觀點。吉莉安·哈特發現,在中國,由于農民擁有土地,他們對工資的要求往往較低,導致中國工業化的成本比較低。工業化沒有讓農民流離失所,變成城市貧民,因此中國城市沒有大規模的貧民窟。這當然和政府的整治有關,但小農經濟對農民的保護也可能是個重要原因。不僅如此,以小農經濟為主導的東亞各國實際上都沒有太多的貧民窟。
目前中國不能拋棄小農經濟這種經濟形式也有現實原因。大規模的農業經營或者農業商業化,我們都做不到,因為中國的國情是人多地少,跟歐美動輒幾百英畝的大農場相比有天壤之別。我們應該有一個心理準備,農業在中國是極其昂貴的行業,包括在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乃至整個東亞地區都是如此。說它昂貴,是因為農業——主要是糧食種植,是不可能有豐厚的商業利潤的。在全球范圍內,這種情況有一定普遍性,西方很多大農場也主要依賴財政補貼。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