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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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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提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策前后，在中國學界活躍多時的“新供給經濟學”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賈康教授等人所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經濟簡明讀本》，作為“新供給經濟學”的一部代表作，其影響更是不可小覷。然而，我拜讀了這本書之后，卻對其真理性產生了嚴重的質疑。在我看來，“新供給經濟學”這種學說及其政策主張，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和偏差，如若真的以其作為決策的依據和基礎，必將帶來嚴重不良后果。 ]
[ 當前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現實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使然。但應當明確，解決這些矛盾問題的目標應當是追求和實現市場供求的新均衡，而不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以至于造成新的失衡。從宏觀調控的角度來說，遵循的原則應該是從需求和供給兩端共同發力，而不是顧此失彼。 ]
[ 供給和需求是構成和支撐市場經濟的兩根支柱，猶如硬幣的兩面，飛鳥之兩翼，不可分割。不排除作為應急之舉，在短期內偏重管控市場某一方，但無論西方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思潮還是干預主義思潮，都沒有也不可能在長期內只關注其中的某一“側”而忽視另一“側”，更沒有也不會形成獨立成型的所謂供給學派或需求學派。 ]
在中央提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策前后，在中國學界活躍多時的“新供給經濟學”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賈康教授等人所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經濟簡明讀本》，作為“新供給經濟學”的一部代表作，其影響更是不可小覷。作者宣稱，他們的學說和主張是一項重大理論創新和政策創新，為中央關于供給側改革的決策奠定了理論基礎，提供了權威解讀，并已先后向中央和部分省市領導同志作了宣講。
然而，我拜讀了這本書之后，卻對其真理性產生了嚴重的質疑。在我看來，“新供給經濟學”這種學說及其政策主張，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和偏差，如若真的以其作為決策的依據和基礎，必將帶來嚴重不良后果。這里僅就其所涉核心理論基礎問題，提出若干質疑以求教于作者和讀者。
中國已經是統一完整的市場經濟了嗎
從市場供給與需求關系角度對中國經濟提出分析，是該書的一大特色；斷定中國經濟急需政府實施“理性的供給管理”，則是貫穿該書的一條基本線索，也是作者提出一系列政策主張的基本依據?？墒牵髡呖赡軟]有想到，至少在該書中沒有指出，對中國經濟從總體上進行供求分析，并進而得出類似該書這樣的結論，應當暗含一個前提條件，即認定當前中國經濟從總體上來說已經是一個統一的完整的市場經濟。
提出這個要求并不為過，因為只有從這個前提條件出發，或者面對這樣的研究對象，才談得上對其做出真實可靠的市場供求分析，也才有可能斷定該市場經濟的某一“側”出了問題，并得出有意義的結論。道理很簡單，市場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的兩根支柱，它們之間的關系決定著市場經濟的命運和前途。供過于求或者供不應求都不是市場經濟的正常狀態，供求均衡才是市場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保障。
然而，這樣的前提條件在當前的中國尚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完整的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還沒有形成。誠然，經過幾十年改革發展，一個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基本框架已經初步搭建起來，在這個框架下，中小型國有企業和廣大民營經濟已經取得相當大的進展，越來越多的產品生產和銷售逐漸納入市場經濟軌道，政府簡政放權逐步推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升?？墒牵臀覈洕w制的整體而言，還遠未完成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
事實上，在市場經濟之外，還存在著統制經濟，而且市場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這種統制經濟的制約和支配。所謂統制經濟，實質上就是以往計劃經濟在新條件下的某種變形，或者說，它是尚未得到根本改革的舊體制或舊模式，它表現在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大型國企的產權制度和經營管理制度、國家的財稅和金融體制，以及城鄉土地制度等各個方面，其基本特征就是國家對經濟權力和經濟資源的（基本）壟斷，包括生產等經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服從于政府行政命令，而不是遵從市場規律或市場需求。這說明當前我國經濟制度的基本矛盾，還不是一般的市場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矛盾，而是正在成長中的市場經濟同尚未得到根本改革的統制經濟之間的矛盾。只有我國經濟基本實現了市場經濟轉型之日，才是一般市場供求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之時，此時才具備了從總體上對之進行一般供求分析的前提。
進一步說，當前中國實際存在的是與上述兩種經濟相適應的兩種市場，一種是競爭市場，另一種是壟斷（或寡頭壟斷）市場，兩者的并存和交叉正是當前中國經濟的一大特點。如果一定要從市場供求關系的角度切入分析并得出有意義的結論，就應該承認這個現實，并將其作為深化改革的基本出發點。民營經濟、中小型國企等，大體上屬于競爭市場經濟范疇，而尚未完成市場化改革的大型國企等則基本上處在獨家壟斷或寡頭壟斷的地位。
事實上，支配這兩種市場的供求規律是不同的，不應混同。在不同供求規律支配下，這兩種經濟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后果也截然不同，不應視而不見。例如，同樣是產能過剩，對于融入市場經濟的競爭性行業企業和對于處于壟斷地位的行業企業來說，其成因、表現和消除辦法就有原則的區別。前者同市場競爭相關，后者則與其壟斷地位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諸如貪腐盛行和效率低下這類特征，同民營經濟從根本上來說格格不入，而對壟斷性企業來說則是其難以克服的“本質特征”。事實說明，繼續破除這種壟斷，實施國企股權多元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應是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當然，如果這樣如實地分析問題，而不是從某種虛幻的完整統一的市場條件出發，作者也就很難得出他們想要的結論了。
需求管理已經過時了嗎
在論證加強“供給側改革”必要性時，作者指出，為應對危機沖擊，我國在“反周期”總量調控為主的需求管理軌道上，繼續可用的調控手段和作用空間已明顯受限，僅以短中期調控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適應客觀需要。作者這樣說是對的；然而，作者由此斷定應當緊縮需求，甚至認為需求管理已經過時，這就失之偏頗了。
實踐證明，在一定條件下著重實施需求管理，是恢復和發展經濟的有效方略。戰后西方國家幾乎四分之一世紀的迅速發展就是證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以出口和政府巨額投資為主要手段的發展方式，大體也屬于這個范疇。這種發展方式在我國的出現和形成，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可謂事出有因；在這種發展方式下，經過幾十年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GDP躍升世界第二位就是其集中體現，可說功不可沒。再者說，適度增加總需求，實施需求管理，在一定條件下，今后也還是需要的。
比如，只要有可能（國外有需求），我們就不會放棄擴大出口。又如，擴大消費需求一直是我們努力追求的目標，事實上也取得了相當大進展。再如，在克服盲目擴大投資所帶來的各種不利后果時，經濟合理的必要投資，總還是需要增加的。最后，為了保就業、促增長，實施必要的財政赤字也不為過。政府決定把赤字占比從2.3%提升到3%，就是明證。這就是說，不應將著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為需求緊縮。
然而，當前我國又必須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克服長期實施需求拉動發展方式所造成的嚴重不良后果。
我們知道，實施需求拉動發展方式，固然事出有因，功不可沒，然而代價高昂，后果嚴重，確實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這包括高消耗，高污染；效率低下，貪腐盛行；生產和需求錯位，供求結構失衡，既存在供給過剩，又存在供給不足；貧富懸殊，分配不公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的國外環境也不允許我們繼續堅持這種發展方式。必須堅定不移地加快轉方式、調結構、創新驅動步伐，解決體制性、結構性、素質性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也就是說，當前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現實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使然。但需明確，解決這些矛盾問題的目標應當是追求和實現市場供求的新均衡，而不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以至于造成新的失衡。從宏觀調控的角度來說，遵循的原則應該是從需求和供給兩端共同發力，而不是顧此失彼。
西方經濟學只強調需求側而忽視供給側嗎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加強其論證力度，該書作者提出了這樣一種論斷，即認為西方國家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存在著一種“共同的失誤”，就是以供給環境為既定前提，只強調需求側而忽視供給側。他們聲稱要糾正這種失誤。然而，在我看來，這是無的放矢。
古典經濟學，從亞當·斯密、李嘉圖、薩伊到小穆勒，都是市場供求論者，既重視需求，也重視供給，不存在忽視供給的問題。
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也不是作者所說的那樣，他不僅研究了供給，包括提出了著名的生產四要素論（土地、勞動、資本和經營管理），而且將市場供求均衡論作為其整個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與核心。
凱恩斯經濟學被作者看作只強調需求管理的典型，受到著力批判。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膚淺之見。不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核心是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增加有效需求是其政策主張的基調，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忽視供給，恰好相反，正是因為他在重視需求的同時也重視供給，并以追求供求均衡作為出發點和基本原則，他才提出了在供給不振即長期蕭條條件下，實施需求管理的理論和主張。這就決定了凱恩斯所倡導的需求管理只是一種短期的應急之策，而非長久發展之計。在凱恩斯看來，經過一個時期的需求管理，實現了充分就業和供求均衡，便具備了古典經濟學發揮作用的空間，市場供求競爭的自動調節機制就可充分發揮作用了，也就不需要國家需求管理了。因此，凱恩斯主義的本質不是片面的“需求管理”，而是追求市場供求的均衡。
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正是對凱恩斯主義這一認識路線的繼承和發展，他們的理論和政策主張，既不是單純的需求管理論，也不是單純的供給管理論，而是供給與需求管理論的綜合。
除了“糾正”上述所謂“失誤”，作者稱，他們還要繼承和發展西方經濟學中所謂強調“供給側”的傳統，并且認為這是他們新供給經濟學的一大創新。我看這種說法同樣也要落空，因為不存在這樣的傳統。
首先，對還不是統一的市場經濟從總體上做出統一的市場供求分析，這的確是一大發明，然而，如上所說，這種分析的科學性應該受到質疑；而作者拿來對照的西方經濟學中所謂強調“供給側”的分析傳統，卻與作者的分析不具有可比性：除了歷史背景各不相同之外，各自分析的前提和研究對象也截然不同。該書作者研究的對象是當前的中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正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經濟體；而西方經濟學的供求分析，或者作者屬意的所謂“供給學派”傳統，研究的對象卻是市場經濟本身，這些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程度在各國有所不同，但可以斷定，沒有一個屬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其次，為說明“新供給經濟學”具有某種學術思想的歷史淵源，作者著力刻畫了“供給側”學派的“前世今生”，并將其歸納為“兩個否定之否定”。他們認為這呈現了“強調供給側”的某種規律性，一個是從19世紀初的薩伊定律到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再到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供給學派；另一個是從供給學派到20世紀8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復興，再到2008年危機之后的“供給管理”。而他們的所謂新供給經濟學，據說就是新一輪否定之否定的開端，是供給經濟學發展的新階段、新飛躍，等等。
這樣的概括和期待固然大膽，但根本經不起推敲。薩伊定律被視為強調“供給側”的開端，然而，薩伊本人以及他所提出的那個后來被稱為薩伊定律的命題（“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并不意味著他在強調供給或“供給管理”，相反，他的學說的本意是反對國家干預，主張實施自由放任，認為政府對市場的供給和需求都不要干預，這同作者的論斷大相徑庭。其實這不難理解。19世紀初期的英國（一定程度上的法國）已經基本實現了第一次產業革命，英帝國已經擁有廣大的似乎無限的國內外市場（需求），只要生產（供給）出來，就不愁銷不出去，薩伊定律所傳遞的就是這種信心。這同該書作者從中解讀的什么強調“供給側”的意義或者“供給側管理”必要性毫不相干。如果一定要說薩伊定律強調了“供給側”，那么，我們同樣可以說，它也沒有忽視市場需求，反而是以廣大的似乎無限的國內外市場需求的現實存在為前提的，正因如此，他才沒有必要去強調市場需求的意義，只需表達出“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就夠了。
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美國供給學派（主要是主張減稅和減少政府開支等），被作者視為“供給側”學說的第一輪否定之否定的終結，又是第二輪否定之否定的開端。這種說法也難以成立。供給學派只不過是當時反凱恩斯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一部分，但不屬于供給學派的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等學說比它的影響更大。它們的共同點在于強調恢復經濟自由主義，區別在于有的強調供給，有的強調需求，不是統統強調供給。不錯，供給學派被里根政府所采納，但貨幣主義也受到英國撒切爾夫人政府的青睞。更重要的是，它們活躍的“生命周期”都不長，不過短短幾年光景。在美國不久就被克林頓政府的干預主義政策所取代，通常認為這標志著凱恩斯主義的某種復興；貨幣主義實驗也隨著撒切爾夫人的下臺而終結。一定要說這樣短命的強調供給的學派和主張終結了一個舊時代又開辟了一個新時代，顯然是太高抬它了。
至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國家盡管對宏觀調控手段有所調整，但也不能就此斷定這標志著強調“供給側”意義的學說占了上風。事實上，他們在加強“供給管理”的同時，也沒有放松需求管理（包括對出口、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調控等）。應該說，2008年危機后，西方國家經濟學說和經濟政策的總走向，并非一味地傾向于“供給側”，也不是單純地傾向于“需求側”，而是國家干預和市場自由的結合，是對供求關系的綜合管理。
由此可見，不存在作者所謂“供給側”學說的兩輪否定之否定，也不存在所謂“‘供給側’學派的螺旋式上升”，既然如此，所謂新供給經濟學實現了新的歷史性飛躍之類的說法也就失去了依托和根據。
供給和需求是構成和支撐市場經濟的兩根支柱，猶如硬幣的兩面，飛鳥之兩翼，不可分割。不排除作為應急之舉，在短期內偏重管控市場某一方，但無論西方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思潮還是干預主義思潮，都沒有也不可能在長期內只關注其中的某一“側”而忽視另一“側”，更沒有也不會形成獨立成型的所謂供給學派或需求學派。
體制改革被置于何地
既然該書作者如此明確地立足于一般的市場供求關系分析，又如此堅定地強調急需政府加強對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那么，我們向來強調的體制改革（作者稱之為“轉軌”或“制度供給”）被置于何地？
作者說“作為中國最根本的改革開放大政方針下的轉軌，首先是作為一種制度供給，支持了中國前面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這似乎是對過往幾十年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成就的肯定，然而，作者接下來的論斷立即就把必須繼續體制改革的任務給排除掉了：“當前，我國經濟仍然面臨嚴重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是我們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須解決的、實質性的供給側創新的‘攻堅克難’”。請注意，經過這么一個轉折，所謂“轉軌”或“制度供給”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謂“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
應當說，作者所用的這些“舶來之詞”盡管半生不熟、含義模糊，但其弱化（如果不是取消的話）體制改革的意圖還是很明確的。例如，作者所稱“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包括人口結構、產業結構、消費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增長動力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在這個長長的“結構性改革”菜單中，唯獨沒有了繼續實施“轉軌”和“制度供給”這一條，這不是淡化甚至取消了深化體制改革的任務嗎？至于作者說還要構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機制，其中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等，同樣也不見了體制改革的蹤影。
為什么要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呢？作者提出的理由是：“與需求側指標的均質、可通約明顯不同，供給側的產出千差萬別”，還有“供給側動力機制帶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各具特色、必須具體設計、不宜簡單照搬”等。作者的這種看法進一步證明，體制改革并不在他們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范疇之中。因為體制改革的內涵和要求，并不具有這種“各具特色的千差萬別的差異”和“結構性特征”。而根據作者的這些涉及“結構性”的理由，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深化大型國企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真正實施以股權多元化和經營管理現代化為中心的改革等等，不是被完全取消，至少也是被推遲了。
有學者以“結構性改革”一詞在西方話語中就是指（或者說也包含著）體制改革為由，也將該書作者所說的結構性改革解讀為體制改革。這種解釋是否符合西方話語含義，這里沒有必要深究；就算這種說法對西方國家是真實的，但對我們國家并不適用。在我們中國經濟學和一般話語中沒有這種習慣說法，不應加以混同；何況這種說法也不符合作者的原意，如上所說，在作者所謂“結構性改革”的概念中，并不包含體制改革。
問題在于，應否以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代經濟體制改革？要知道，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誰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還是市場？能否以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決定著經濟體的性質、效率及前途；各種結構性問題的核心則是相關構成要素的相互比例，例如供給與需求的比例，三個產業的比例，人口中的性別比例、勞動人口與非勞動人口的比例等，我們的作者所列舉的那些結構和比例也包括在內。這些結構（比例）的調整是重要的，它們本來也應該是經濟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和不可或缺的內容。然而，與體制改革相比，結構改革是從屬的，是受體制改革制約并服從于體制改革的。離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這個中心，離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個根本原則，結構改革的方向何在？動力又何在？
權威人士在“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一段話說得好：“完成好‘五大重點任務’要全面深化改革。‘五大重點任務’的具體內容非常多，但病根都是體制問題。無論是處置‘僵尸企業’、降低企業成本、化解房地產庫存、提升有效供給還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解決的根本辦法都得依靠改革創新……完成這些重點任務，本質上是一次重大的創新實踐，只有進行頂層設計創新、體制機制創新，不失時機地進行技術創新，才可能有效推動這次重大的結構性改革。”
如果不是這樣，而是依照作者所說，政府應當從過去主要抓“需求側”，轉變為政府實施“理性的供給管理”，包括以行政手段實施“去產能、去庫存”等重點任務，那么，人們有理由提出疑問：這是要深化體制改革，還是要堅持和強化舊體制？更重要的是，沿著舊體制和舊軌道，能夠實現這些重大任務嗎？如果無視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處理類似問題的經驗教訓，那么重蹈覆轍就難以避免。
總之，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改革，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認為，應當切忌將這個本來正確的決策解讀為單純的供給側改革，還要切忌以結構性改革沖淡甚至取代體制改革。就基本理論依據和指導思想來說，應當基于當前我國兩種經濟和兩種市場并存，而非統一競爭市場經濟的現狀；應當基于市場供求均衡發展論，而不應是單純的供給管理論。同時，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不動搖，真正實現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仍應是新決策的核心要求，這個要求不應隨我們經濟工作側重面的變化而被沖淡、弱化或推遲。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前院長、北京大學市場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