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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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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云南某景區發生一起裸體鬧婚事件，兩名男子赤身裸體被親友團綁在樹上砸雞蛋、潑墨水，引發網友熱議。近日，針對不文明鬧婚行為，云南大理州文明辦發文整治并列詳細禁止清單，包括裸露身體、著猥褻性奇裝異服、扔雞蛋等。（10月15日《新京報》）
據報道稱，大理發文治婚鬧已經不是首次，2006年、2013年，當地就曾對不文明的婚鬧行為開展過集中整治，也出臺過管理條例，明確指出，對不文明的婚鬧行為將處以最高3000元的罰款。但是，時至今日，不文明的婚鬧行為依然盛行于世，成為年輕人結婚不可忽略的重要環節，而大理也未處罰過一起不文明的婚鬧行為。理由是，“每個人看法都不一樣，加上婚鬧有流動性，又是喜慶場合，因此也不好罰”。如果此前大理的多次發文治理婚鬧沒有明顯成效，此次發文，是否又會對不文明的婚鬧行為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呢？不管社會大眾怎么看，筆者認為，效果上肯定也會不盡人意。
盡管，近幾年媒體對不文明的婚鬧曝光頻率逐漸提高，但是不文明婚鬧行為依然不絕于耳，有的婚鬧甚至危及他人生命安全，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飽受病詬。但總體上，婚鬧既含有地方和民族習俗的特色文化，也有年輕人放浪不羈、追求新鮮感和刺激感的外在表達，加上爆炸的信息時代，民俗的和庸俗的婚鬧文化交織在一起，有時候還真的不好將習俗和庸俗區分開來。因此，在文明與不文明的鑒定上還不能統一成一個標準，只有憑借婚鬧造成的后果來得出定論。正如專家所說，如果婚鬧超出法律法規允許的界限，那么只需要用法律的準繩來處罰，哪里還用得著文明辦再發文呢？
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的婚鬧作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應當予以繼承和發揚，如果想簡單地依靠一紙紅頭文件來禁止，處理方式方法上就顯得有些粗暴了。而對于不文明的婚鬧行為，如果同樣想憑借一紙公文來治理，也顯得力不從心，同時，更讓人懷疑相關部門存在官僚主義作風，別說處罰難以較真逗硬，就連現場取證都成為一個大問題，再談徹底禁止，就更像“只是說說而已”。黨政機關的紅頭文件發了就要執行，不執行的紅頭文件是“耍流氓”，不求實效的紅頭文件是“假大空”。
通過前幾次發文治理不文明婚鬧，結果都是無功無效，這次，大理文明辦就應當吸取前幾次的教訓，進而認真思考如何來杜絕不文明婚鬧，如何讓年輕人的婚禮變得既充滿快樂又不失文明。只發文，形式上顯得單一，想一蹴而就，理想過于豐滿，或許因為官僚主義作祟的緣故，把整治黨員干部的作風問題與整治群眾的民風民俗問題混為一談，卻忘了改變不良風俗當久久為功、持續發力。只有站在群眾的立場考量，才會贏得民心，贏得支持和信任。
筆者認為，發文禁止不可取，也替代不了耐心細致和潛移默化的群眾工作思路。與其官僚化地發文件搞禁止，不如從倡議、宣傳、引導、教育等方面著手，逐步逐步改變不文明婚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