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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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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由于中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做出的巨大貢獻與犧牲，長達60年歷史的美國《排華法案》廢止，華僑從“落葉歸根”改為“落地生根”，由此啟動了華工在美國的“市民化”。
工業化帶動城市化，其微觀的機制就是：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工業而贏得更多的收入，從而在工業集聚的城市安家置業。然而1883年美國頒布了《排華法案》，華人從法律上不能在美國入籍落地生根，于是大批華僑只能把安家置業的錢寄回家鄉。而僑匯的投向即“華僑回家三件事”：娶妻、建房、買地，形成了當年僑鄉的繁華，這與今天發生在全國各勞務輸出地的鄉村幾乎一樣。
《排華法案》廢除后，來自中國的“農業轉移人口”開始在美國“市民化”。加上中國大陸眾所周知的風云變幻，臺山與美國的交流方式簡化為單向的人力資源輸出，北美華僑不再以臺山為終老之地，不僅房地產和市政投資，就連維修養護的費用也難以為繼了。1950年代以后，臺山鮮有來自海外僑匯所建設的洋房、碉樓和僑圩。可見，一旦農民工在就業的城市“市民化”，家鄉就不可避免地陷于衰落。這是不是當下中國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需要警惕的呢？假如只有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沒有市民下鄉置業的途徑，那么農民工的家鄉就難免十室九空的命運。
城市化包括了農民進城與市民下鄉兩個趨勢，這兩大趨勢受到了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雙向制約。十八大以來在消除農民進城的制度障礙上各地推出了不少的政策，例如放寬戶籍、推行居住證、在醫療、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上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但在市民下鄉方面卻依然森嚴壁壘。農民的宅基地不能獲得完全的產權在市場上流通，使得中國農村宅基地成為人類史上最大的一筆“死資產”，城市資本缺少一個重要的下鄉渠道，村中老屋墻倒屋塌，村外又蓋起一排排新房，每間新房每年只住15天（初一到十五），成為全國普遍的現象。臺山，已經為這種農村資源向城市單向流動的城市化敲響了警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