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網訊 日前,城市化委員會國際交流專業委員會專家顧問、東北亞開發研究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李繼凱表示,要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的重要內涵與重大意義就要必須深刻把握“新發展理念”內在關系與整體經濟社會發展理論邏輯,全面探索“新發展理念”在發展建設過程中的實踐運用。
李繼凱認為,近年來,從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提出,到十八大提出的創新驅動發展,我國一直把創新作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不竭動力和活力。那么如何理解創新發展呢?創新不僅僅是技術的創新,或商業模式的創新,首先應該是觀念和思維的創新,其次是體制機制的再創新,再者更要注重發展模式和發展方式的創新,當然包括自主創新在內的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新經濟業態依然是創新的主題和要求。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更存在諸多嚴重問題與挑戰。比如不可持續的問題、結構不合理問題,尤其是當前經濟發展面臨嚴峻挑戰的問題。因此,在新的發展時期,我國必須從發展理念、發展理論與發展道路的認識上掀起新一輪“思想解放”、新一輪“體制改革”、新一輪“模式創新”。打破原有的思想禁錮(包括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舊思維、舊模式),創新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理論體系,通過繼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創新設計,形成利于新形勢發展的合理制度,激發和釋放全社會的活力和動力。同時加快技術、業態、商業模式的創新,才能充分發揮創新對整體經濟社會發展的驅動作用。
李繼凱表示,我國在國際范圍內還處于發展中國家地位,整體技術水平、工業化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管理水平、文化建設水平等與發達國家還存在較大差距,在全球產業分工、產業價值與市場消費結構等方面還處于低端。因此,協調發展首先要注重國內與國際的協調,布局好各個發展要素的資源配置與產業分工及市場價值分配;其次,要注重國內區域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由于我國地域差別大,造成東部沿海與西部地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地區發展形勢與產業布局情況復雜,這既是不利因素,也是潛在的有利條件。統籌起來考慮,這既可實現經濟、產業、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梯度式”的轉移與帶動,也可以實現國內資源供應、生產制造、市場消費的“內部功能分工”,實現內部地區間的“產能轉化”與“需求配置”;再次,更應該注重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眾所周知,長期以來我國城鄉間發展存在嚴重失衡問題,“三農問題”一直是困擾我國發展的焦點問題之一。在當前新的發展階段,“三農問題”不再是我國經濟社會的“沉重包袱”,而是可以引發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引擎”,同時也將進入城市技術、資本、人才等要素“反哺”農村、互動發展的重要階段,因此實現城鄉間的協調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同時,還必須要重視傳統經濟與新經濟、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高技術含量與低技術水平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
李繼凱強調,對外開放是我國實現三十年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在當前新的形勢下,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經過三十多年發展,不但國際環境、市場需求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的發展基礎、技術水平、產業結構等也產生了巨大變化。因此,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國的對外開放必須要提升水平、提高層次。首先,必須充分認識我國對外開放的新變化與新需求。我國已經從過去市場供應短缺、基礎性產業需求量大、投資資本需求旺盛、技術需求強勁的發展階段,發展成為市場相對過剩、產業發展水平較高、資本大量聚集的階段,換一句話說就是從過去的低層次的“虹吸效應”逐步向“外溢效應”過渡,“外溢”的不僅僅是產能和資本,還包括向欠發達國家輸送示范技術和人才。在了解這種變化的基礎上,我們需要對對外開放的內涵和內容進行重大調整,同時,要注重開放的方式與形式相應提升,比如,由過去“市場換技術”、“利益換資本”、“價值換品牌”的“低水平開放”向“重構市場結構”、“產業選擇資本”、“產業價值再造”轉型,開放方式也向建設自由貿易區、國際產業合作區、人才聚集區等“高水平提升”,由過去注重引進來向資本、產業、市場的走出去、走進去、融進去轉變,由注重技術、資本向重視人才、項目轉變。另外,開放發展也不僅僅指國際方面,國內地區間、行業間、要素間都應該重視開放性發展。
李繼凱還表示,新發展理念是一項綜合、復雜的系統工程與偉大的創新理論,也應該成為指導、帶動、應用到具體發展過程中的實證實踐。“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既是相對獨立存在,又存在內部邏輯關聯性。新發展理念既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特色發展理論的創新提升,也是對我國發展道路和方式的“升級版”和“創新版”,對進一步加快探索形成“中國式”發展道路有著重大意義。新發展理念也是我國應對當前國際國內復雜形勢與迎接嚴峻挑戰的應對之策,是中國制度優勢、政治優勢、文化優勢等發展優勢的重要體現,不僅需要全社會深刻理解其內涵,更要做好理論與工作實踐的結合、跟蹤與發展階段的評估評價,從而全面促進我國新發展理念戰略性推進,確保我國“十三五”及今后一個階段發展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