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中國經濟正處于特殊時期，從國內看，主要是“三期疊加”，即正處于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狀態；從國際看，一方面是發展中經濟體的后發比較優勢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技術進步和創新優勢讓中國經濟面臨更殘酷的競爭，另一方面是既有勢力對國際政治格局的維系與新興勢力對國際政治格局的試圖重塑給中國經濟的外圍環境帶來更多不確定性。“自然不會飛躍”，面臨大變局，中國經濟將何去何從？
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吳敬璉、厲以寧、林毅夫、周其仁、劉世錦等著名經濟學家合著的《經濟大變局，中國怎么辦？》一書，就是想嘗試分析“大變局”、把脈中國經濟、預測“十三五”大趨勢的任務。本書匯集了數十位學者的28篇專題論文，從看懂經濟大趨勢、前瞻改革重點、認識資本市場的危與機、把握新市場的歷史機遇、跟緊國家戰略布局、擁抱互聯網+、放眼全球機會等七個方面討論中國經濟。客觀地說，如果之前沒讀過這些文字，對分析判斷中國經濟走勢還是大有裨益的；但這些文字并非協同研究的結果，而僅僅是整理匯編歸類而已，體系化不強，讓人意味難盡，略有遺憾。
人口紅利不斷減少、經濟增速放緩，下行壓力加大，債務顯現，房市低迷，股市震蕩，出口遇阻，匯率上升……中國經濟的問題，已然基本顯現。短期而言，最重要的毫無疑問是避免系統性風險。對此，中國經濟學界泰斗吳敬璉的分析，非常有價值。避免系統性危機，有兩種不同的方略，一種是從需求側進行分析，另一種是從供給側進行分析。需求側，消費、投資、進出口“三駕馬車”，都存在動力不足的問題，短期能落實的實際上只有增加投資；供給側，其實并不是簡單的去庫存，而是要從勞動、資本和效率提高，這三個生產函數中最主要的因素去把握。但是，無論是增加投資，還是供給側改革，如果繼續按照傳統思維，就將依然面臨投資回報率遞減和杠桿率不斷提高的老問題，有增加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所以，都不應該是人為創造市場，而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讓市場去激活與創造需求。
于是，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戰略就比較好理解了。對內，主要是想辦法提高全要素生產力；對外，一方面是適應、優化現有國際經濟貿易體系；另一方面是“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幫助沿線國家調整經濟結構，從而打造互利共贏的經濟共同體。但無論如何，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營商環境的建設，企業家才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首要動力，因為無論是技術進步角度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還是“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走出去”，最終都必須依靠企業家。現在最大的問題，恰恰是企業家們對未來缺乏信心，沒有投資積極性。
如何調動企業家的信心呢？最根本的因素還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具體來講，一個方面是妥善處理各級政府的債務、停止回報過低和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停止對僵尸企業輸血、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或有負債、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和重組以釋放風險、停止剛性兌付、盤活由于粗放發展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等等，同時在貨幣政策上把去杠桿和提供必要的流動性結合起來，在財政政策上通過實施普惠性的減稅來提高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力度，從而優化營商環境。另一個方面是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提高資產的流動性，從而讓企業家放心將資金投到實體經濟里去。
《經濟大變局，中國怎么辦？》封面上有一句誘人的廣告語：“助您讀懂未來五年經濟趨勢，從而順勢而為，站在改革風口，獲得改革紅利，實現財富增值”。對這一點的解讀，最直接的可能要數韓洋的文章“中國哪九類人的命運將發生明顯改變”。其中，股民需要適應注冊制、轉板機制以及以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等的變化；銀行儲戶則需要考慮存款保險制度的正式“起航”；打車族因為互聯網的“鯰魚”可能享受更便捷、舒心的服務；農民工最高興的不是“放開落戶”，而是子女就學問題可望真正得到解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則可能讓農民擺脫收益有限的長期苦惱；“合理的工資結構”還可以值得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繼續期待；“大病醫保”、“取消藥品加成”、“個人衛生支出占比降至30%以下”對病患家庭無疑是利好；農村學生先享受“照顧邊遠落后農村地區考生”，“平等的競爭機會”應該要接著來；最后，盡管依然“創業艱難百戰多”，但好歹創業者的春天來了。
當然，經濟學家依然對中國充滿信心，因為我們有看得見的四大紅利：教育發展帶來的人力資本紅利正在積蓄和釋放之中、伴隨自貿區和人民幣國際化以及國際化的平臺正在深化或者擴大開放的紅利、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的紅利也是看得見的，最重要的毫無疑問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紅利。吳敬璉先生甚至說，改革是成敗的關鍵。問題不在于改革的設計，而在于改革的推進，畢竟，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十六屆三中全會再提、十八屆三中全會不得不再提；盤點一下，“九五”計劃有進步，“十五”計劃有倒退，“十一五”規劃已經做過全面的分析，2016年就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我們期望能在保證不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實推進改革上。
“超高速增長時代”結束了，“高成本時代”悄然到來，服務經濟超過工業經濟，移動互聯網顛覆傳統領域，城鎮主導社會翩然而至，區域融合漸成潮流，人口數量紅利開始消失，綠色低碳發展日益強化，公平訴求超過效率訴求，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讓位于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經濟大變局，中國怎么辦？》全書實則是從三個方面解讀了我們常說的“新常態”，認識新常態主要是認識我們正處于的“經濟大變局”，適應新常態主要是“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引領新常態主要是沿著“中國怎么辦”堅定地往前走。這可能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但機會只會光顧那些有準備的人，我們該做的，就是做好隨之而變的準備并率先而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