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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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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不足500戶家庭的村子，有100多個成年男性患了塵肺病。
□42歲的郭秀芹先后嫁了三任丈夫，前兩任都因塵肺病去世，而現(xiàn)任丈夫也剛剛被確診為塵肺病。
□只有5個人的村委會，其中3個都是塵肺病人。
□在這個死氣沉沉的村子里，醫(yī)生鄭忠友是最忙碌的人了。塵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聲壓過小孩的哭鬧聲，成為診室一整天的背景音。
在石佛寺村，醫(yī)生和木匠是最忙碌的兩種職業(yè)。
村里的旅館已經(jīng)半年沒住過人，小賣部老板坐在門口嗑著瓜子，只有不遠處的診所里擠滿了正在輸液的病人。木工作坊里的電鋸聲成了村子街道上唯一的聲響，大部分時間，木匠都在給村里的男人打造壽材。
這個藏在陜西山陽縣的秦嶺深處不足500戶家庭的村子，有100多個成年男性患了塵肺病，就算日夜不停，他們的壽材也需要4年才能做完。
在小診所里輸液的塵肺病人都清楚，死亡就在不遠處等著。他們大多已經(jīng)錯過了洗肺時機，也沒錢換肺，只能任憑肺部一點點地纖維化，最后變得像塊石頭。
在他們之前，塵肺病已經(jīng)奪走了村里28個年輕的生命。它讓一個父親失去3個兒子，讓一個妻子失去兩任丈夫。而這樣的命運很快就會在村子里復制，一些老人將失去所有兒子，上百個女人成為寡婦。
在石佛寺村，不管在門前還是路邊，幾乎跟每一個偶遇的中年男人說上幾句話，就能聽到他們“噗哧噗哧”的喘氣聲。就連村委會的5個干部，其中3個也正經(jīng)受著塵肺病的折磨。
“一個大老爺們兒，什么都干不了，活著就是個累贅。”診所里，一個正在輸液的塵肺病人因為劇烈咳嗽憋紅了臉，從嗓子眼里擠出來這句話。
離家的那天，車廂擠滿三四十個年輕人，大家抓著鐵柵欄，迎著風大聲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掙錢嘍！”
2015年12月中旬的一個早晨，石佛寺村看上去和其他留守村莊沒什么兩樣：半山腰的梯田上，老人正緊握著犁把，踉蹌地跟著兩頭耕牛前行；女人背著竹簍，準備上山砍過冬的柴火。
直到太陽漫過山頭，氣溫開始上升，村里的中年男人才忽然從各家院子里冒出來。他們慢悠悠地拎著凳子走到門口，瞇著眼曬起太陽。比起往年，這已經(jīng)是暖和的冬天了，他們想抓緊享受這“救命的天氣”。
這個時候，山下的診所也熱鬧起來，幾個大人抱著小孩坐在診室中間的火盆旁，他們周圍是里外幾層的塵肺病人。這個不到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豎滿了輸液架子，每個架子上都掛著三四個藥瓶。在病人和錯亂的輸液管間，醫(yī)生鄭忠友只能側身低頭行走。那些來得晚的病人，不得不在診所外面的空地上接受治療。
在冬季，這是診所里每天都出現(xiàn)的場景。
塵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聲壓過小孩的哭鬧聲，成為診室一整天的背景音。雖然已經(jīng)進入“二九”，這些塵肺病人仍然憋得滿頭大汗，有人緊閉著眼使勁兒往后仰著頭，有人俯下身伸長了脖子。
“這口痰憋得啊，氣管像一根針那么細。”一個病人指著自己的喉嚨，皺著眉頭說。
這樣的場面，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鄭忠友還記得，他第一次發(fā)現(xiàn)這種“怪病”時，村里的男人正一撥接一撥地奔往位于陜西東南的洛南縣打工，他們幾年前發(fā)現(xiàn)了那里的一家金礦。
“極易傷風感冒，力氣也越來越小。”鄭忠友皺著眉頭回憶患者的癥狀，“比普通感冒療程要長兩倍以上。尤其是秋冬季，診所里感冒發(fā)燒的成年男人比兒童還要多”。
王書國更不知道原因。他只知道，那些從礦上回來的人穿著藍色的確良中山裝和綠色解放鞋。他們身后，孩子嘰嘰喳喳地玩著爸爸帶回來的玻璃球。“大隊書記都沒他們氣派。”王書國感嘆。
彼時，遍布全國的礦山上，開礦的爆炸聲正隆隆作響。王書國懇求鄰居帶他下礦，為此他甚至“咬著牙給人買了一條煙”。
離家的那天，他卷著被子，一路跑到十幾公里外的鎮(zhèn)上，然后輕快地跳上“大解放”卡車。車廂擠滿三四十個年輕人，大家抓著鐵柵欄，迎著風大聲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掙錢嘍！”
他向母親保證“絕對走在您后面”，但他沒有告訴母親，就在這個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了血塊。
1996年，就在王書國在礦上滿心歡喜地干活兒時，正在函授本科的鄭忠友在醫(yī)學書中得知一個新名詞：塵肺病。他突然明白，村里的“怪病”原來是與礦井有關。
20多年間，鄭忠友治療塵肺病的消炎藥換了好幾茬，救命的強心針也用過了“上百支”，但沒有什么能阻擋死亡的陰影逐漸壓向整個村子。
他接到過無數(shù)次塵肺病患者家屬的電話，記得半夜里那些“丟了魂兒一樣”的求救聲。村里人都清楚，半夜響起的摩托車轟鳴聲，一定是鄭忠友正在趕往某個塵肺病人家中。
這些需要在家治療的病人已經(jīng)很難下床，需要日夜守著制氧機，他們的生活半徑，只是一條幾米長的橡膠管。
到了晚上，因為發(fā)熱，制氧機每隔幾十分鐘都要暫停工作5分鐘，這時他們只能把碗口粗的管子罩在燒開的熱水壺上，用水蒸氣代替氧氣。
“熱氣能把喉嚨里的痰化開。”一個病人指著自己的喉嚨說。
因為躺下就會憋得無法呼吸，他們只能整夜靠在墻上休息。即便這樣，他們也可能隨時被突如其來的咳嗽或憋氣驚醒，“每晚最多睡兩三個小時”。
這種折磨已經(jīng)讓村里的8個塵肺病人選擇了自殺。其中一個下肢癱瘓的病人，為了上吊，把自己掛在卷拉門上，然后用遙控器把鐵門升起。
王書國的侄子王傳堂也目睹過自己的哥哥自殺。2002年，哥哥吞下3大包老鼠藥，在他面前“整整抽搐了十幾分鐘”后，痛苦地死去。
這個場面讓王傳堂“十幾天都睡不好覺”，但同樣患有塵肺病的他，有時也會羨慕哥哥，“家里的負擔輕了，女人趁年輕也能再找個好人家”。
“爹娘只剩我一個兒子了，我今天死，明天他們就活不了。”王傳堂把自己能夠活到現(xiàn)在的原因歸結為“心態(tài)好”。 兩位年過七旬的老人就住在院子的偏房里，大兒子去世后，他們多數(shù)時間都沉默不語。
每天睡覺前，因為適應不了晚上的涼氣，王傳堂會連續(xù)咳嗽兩個多小時。這個時候，他的母親會一直站在窗外，直到聽不到兒子的咳嗽聲。
王傳堂知道這些。“我娘做不了什么，但她一句‘你沒事吧’，我心里就好受得多。” 他別過頭，紅著眼睛說。
他向母親保證“絕對走在您后面”，但他沒有告訴母親，就在這個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了血塊。
王書國沒有那么多負擔。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兒子也已經(jīng)成家，現(xiàn)在他考慮最多的事，就是如何死去。
他經(jīng)常看著門前那段不足100米的山路，推測自己剩余的生命。“山下兩個塵肺病人，需要歇兩次才能走完這條路之后，不到一年就死了。”他張開手臂比畫路的長度，“我現(xiàn)在也要歇兩次，活不過明年冬天了。”
王書國也目睹過大侄子服毒時的場面，這讓他打消了喝藥自殺的念頭。“農藥都買好了，但是看到他痛苦的樣子，我害怕。”他也嘗試過割腕，可是割到一半，又覺得“太疼”，停了下來。
最終，他設計了一套滿意的自殺計劃。“煤氣。”他指了指腳下的火盆，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
這些每次回家都會杯盞交錯，大笑著談論掙錢的男人，幾乎一夜之間都蒼老了
在鄭忠友的診所里，和輸液的塵肺病男人一樣多的，是陪伴他們的妻子。這些女人中，郭秀芹是最常出現(xiàn)的一個。
這個42歲的女人先后嫁了三任丈夫，前兩任都因塵肺病去世，而現(xiàn)任丈夫也剛剛被確診為塵肺病。
她還記得，1998年，第一任丈夫李光山曾去市里的醫(yī)院檢查過。醫(yī)院沒告訴他什么病，只是說時間不多了，讓他“回家后啥好吃啥，啥好穿啥”。
從醫(yī)院回家后，李光山少見地帶回了禮物。
“給我買了一輛自行車，給孩子買了一箱方便面。”郭秀芹垂下眼瞼，放緩聲調說。
那個時候，每個家庭都在積累財富，整個村子還沉浸在“過上好日子”的希望中。村里的年輕女人也不再只會埋頭勞動，她們有的換上了鮮艷的衣服，有的甚至涂上了口紅。25歲的郭秀芹也開始覺得“原來活著這么有意思”。
這個被村里人稱作“美女”的女人當時并不知道，那兩樣貴重的禮物并非她幸福生活的開始，而是她作為塵肺病人妻子漫長日子的起點。
3年后，李光山成為村里第一個因塵肺病死亡的男人。
李光山去世兩年后，郭秀芹改嫁給了丈夫的二哥李光秀，可很快，李光秀也因塵肺病臥床不起。在經(jīng)歷半年“整日整夜的哀嚎”后，他在一個冬日下午，“吞下一整碗排骨湯，頭一低就死了”。
這時郭秀芹已經(jīng)習慣每天晚上隨時起床，給丈夫喂水，也習慣了在山上砍柴時，中途跑回家給需要“少食多餐”的丈夫做飯。她甚至習慣了“每天看著一個人承受這么大的痛苦”。
如今，她坐在自家院子里，皮膚枯黃，眼泡浮腫，頭發(fā)胡亂地散在肩上。她把剛剛砍下的幾捆樹枝碼成一排，然后生火洗菜。一旁的現(xiàn)任丈夫正在看著對面的大山，曬著太陽。
“過去男人對我來說就像大樹，現(xiàn)在對我來說可有可無。”郭秀芹擺弄著手中的菜葉，淡淡地說。
李光山死后，村里越來越多從礦上回來的男人開始“連家門口的上坡都翻不過去了”。
他們很快都確診了自己的病情。這些每次回家都會杯盞交錯，大笑著談論掙錢的男人，幾乎在一夜之間都蒼老了。有時他們也會圍在火爐旁聊天，只不過，這時的話題已經(jīng)變成“肺氣腫”“肺大泡”，還有“肺穿孔”。
他們這時才知道，那些數(shù)年前就被吸入肺泡的灰塵，在肺里沉積，最終會要了他們的命。
“鉆機一開，整個礦道里全是灰塵。”王傳堂咧咧嘴，描述在礦上的工作場面，“100瓦的燈泡，只能看到紅絲”。
每次從礦道出來，他吐出來的都是“黑疙瘩”。在農村見慣塵土飛揚的王傳堂，全然沒把這樣的環(huán)境放在心上：“不就是點灰么，兩口痰就全吐出來了。”
在金礦，工種是分等級的。“背腳”的負責把礦石背出礦道，“碴工”是用礦車清理炸碎的石頭。最掙錢的是“鉆工”，上世紀90年代初，打一天鉆可以收入50元。他們負責在礦道截面上打洞，是接觸粉塵最多的工種。
和村里的同齡人一樣，在從醫(yī)之前，鄭忠友也在金礦打過3年工。在先后做了1年多的“背腳”和“碴工”后，他終于抱上了鉆機。
可當他揣著打鉆4個月掙來的幾千塊錢回家過年時，在從礦上下山的路上，被劫匪搶得身無分文。“又餓又冷，搭了一個星期的順風車才到家”。
這次“真刀真槍”的經(jīng)歷讓他再也不敢踏進礦山，轉而重新拾起“做醫(yī)生”的夢想，在家自學醫(yī)術。
如今，在“接觸過村里九成以上的塵肺病人”后，他時常感嘆“還真得感謝那幾個搶我的老鄉(xiāng)”。
“如果在礦上再多待幾個月，我可能早就死了。”坐在診所里整潔的辦公桌旁，這個戴著眼鏡正在開處方的醫(yī)生抬起頭，挑起眉毛說。
鄭忠友不是村里唯一“幸運”的人。在那個所有人“做夢都想上礦”的時候，村里有些“頭腦不太靈光”的人寧愿在家“借錢生活”，也不愿出門打工。
那時每到過年，親戚鄰居一塊吃飯時，這些“窩囊人”甚至都不會被請上臺面。從礦上回來的王傳堂也承認，自己“從來沒正眼看過他們”。
“現(xiàn)在他們至少有個好身體，都去建筑隊打工，家里早就蓋上樓房了。”王傳堂坐在自己的土坯房前，指著山下新蓋的樓房說。如今，他后悔自己當初沒能“懶一點”，“要飯都比去礦上強”。
“誰有我可憐？”王書國從椅子上站起來，“我沒房子，來看我的志愿者也少。”
這個冬天的每個周末，王傳堂都要“追著太陽生活”。上午，太陽漫過東面的山坡時，他拎著凳子走出陰冷的屋子，開始坐在門口享受陽光。到了下午，因為西面的山太高，王傳堂開始跟著未被遮去的陽光，在一條弧形的軌跡上移動。不到下午4點，他已經(jīng)被逼到院子的角落，那是最后一縷陽光照射的地方。他抬頭看看快要消失的太陽，無奈地提起板凳走進屋里，蜷縮著身子坐到火盆旁。
3個月前，這個“追太陽的男人”曾坐在村委會的辦公室里，盤問前來采訪塵肺病的中國青年報記者，查驗記者的證件。那時他靠在椅子上，揚起下巴，眼神里充滿不屑，絲毫沒有一個塵肺病人身上常見的虛弱。“證件看不清，不能采訪。”他最后認定。
“干部要有個干部的樣子。”提到阻攔記者采訪的事，去年年初剛當上村委會文書的王傳堂忽然嚴肅起來。
他把當上村委會干部當作“這輩子最后的榮耀”，只是他不知道這份榮耀還能持續(xù)多久。鎮(zhèn)上每兩個星期一次的例會讓他吃不消，騎著摩托車來回行駛30公里的山路，“太容易感冒”。
鎮(zhèn)政府的會議室在3樓，因為不想讓人看到自己氣喘吁吁的樣子，他“每次不是第一個到，就是最后一個到”。
事實上，這個只有5個人的村委會，其中3個都是塵肺病人。工作中，他們跟普通的村干部沒有太多區(qū)別。在石佛寺村民的議論里，他們總是跟低保、養(yǎng)老保險、村工程等話題聯(lián)系在一起。而在那次3個月前的采訪中，正是另外兩個患有塵肺病的村干部把記者架到摩托車上，帶離村子。
這些干部工作的村子，原本是個小鎮(zhèn)。2014年年底原石佛寺鎮(zhèn)被撤掉，由之前鎮(zhèn)政府附近的兩個自然村合并成現(xiàn)在的石佛寺村。
從山陽縣城出發(fā)，公交車在回形針般的山路上行駛4個小時后，才能到達石佛寺村。在這條3年前才修通的公路上，全程只遇到了個位數(shù)的車輛。
村口豎著一塊石牌，上面刻著：陜西省扶貧開發(fā)工作重點村。
這個曾經(jīng)的鄉(xiāng)鎮(zhèn)，只有兩排不到200米長的門面房：一側是建于上世紀80年代的土房子，另一側則是與公路一起修建的二層樓房。
清晨，整條街上，只有幾個老人和中年男人在馬路邊圍在火堆旁烤火，相互沉默。
撤鎮(zhèn)之后，街上唯一一家旅館生意急轉直下。“大半年只有不超過10個客人，都是志愿者和來采訪的記者。”老板娘張開手掌，比畫著說。
在這個死氣沉沉的村子里，醫(yī)生鄭忠友是最忙碌的人了。
“現(xiàn)在村里誰都沒他有錢。”一個正在室外輸液的病人，望著馬路對面的診所感嘆道。
鄭忠友的診所坐落在一個現(xiàn)代化的小區(qū)里，與土房子的舊街道隔著一條河，幾排6層高的住宅樓樓頂立著幾個大字：“陜南移民搬遷工程”。那里路燈、廣場、健身器材等設施一應俱全。鄭忠友小區(qū)里的鄰居，大部分是在建筑隊打工的人和煤窯的礦工。
小區(qū)也是石佛寺村的塵肺病人議論最多的話題之一。幾年前他們打贏了跟金礦的官司，每人獲得1萬元到5萬元不等的賠償金，幾個塵肺病人用這些錢在小區(qū)里買了房。
“80平方米的房子只要兩萬元，省點看病錢，給孩子留個房子。”王傳堂也買了一套，但始終沒錢裝修。
對于那些沒在小區(qū)買房的病人來說，有了房子的人，根本不夠“困難”。
“誰有我可憐？”在自家的土房子前，王書國激動得從椅子上站起來，“我沒房子，來看我的志愿者也少”。
在石佛寺村，幾乎每個塵肺病人都會抱怨自己遭遇的不公：有人病情沒有自己嚴重，卻從志愿者那里多得到一桶油；有些人在山下買了房子，但還享受低保……
“虛偽。”王書國想了一會兒，說出了這個詞。
和叔叔不同，王傳堂說他不在意這些得失。“志愿者送的是愛心，咱不能強求。”他揚起手在空中繞了一圈，“你看我家前后左右的鄰居，都有人給他們送了制氧機，就我沒有”。
在塵肺病人的抱怨中，郭秀芹是被議論最多的人。她在去年10月被媒體報道后，村里幾乎所有塵肺病人談到她時，都會連忙擺手，小聲嘀咕：“嫁了3個男人都是塵肺病，花死人錢唄。”
“她家裝的可是防盜門。”提到郭秀芹，有人撇了撇嘴說。他指了指自家的房子，上面嵌著的還是20年前的木門。
有人猜測：“她帶著記者到村里，自己肯定收了不少好處。”
這讓郭秀芹心寒。她還記得，村里人原本不是這個樣子。那時還沒有人患上塵肺病，雖然貧窮，但每到冬天大家都會圍著柴火堆聊天。誰家有個困難，借錢借糧也不過是一句話的事兒。
更重要的是，那時她還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時間長了，就不管他們有沒有病了。”一個健康的村民說
郭秀芹的第二任丈夫是2011年去世的，那是村里塵肺病患者死亡最多的一年，一共8人。也就在這一年，他們工作過的陳耳金礦“被掏空了”。因為很難再煉出黃金，礦山最終被承包給了私人。
礦工們還記得當時的情景。30年前，這個金礦的第一聲爆破響起后，一批批年輕農民從全國各地源源不斷地涌進礦道。幾年后他們走出礦道時，卻都拖著虛弱的身體。石佛寺村的男人，也只不過是這些不斷更替的年輕人中的一小部分。
王書國和他工友也曾作為數(shù)據(jù)，被寫進衛(wèi)計委《2014年全國職業(yè)病報告》里。報告稱中國有70多萬塵肺病人。
這些塵肺病患者中，有人是煤炭工人，他們挖出的煤炭裝滿一列列火車，再被運到電廠、鋼廠，最終轉化為不斷上升的GDP。也有人是建筑工地的風鉆工，他們鉆出的樁孔，被灌注水泥后，成為一座座摩天大樓的支柱。
可這些與他們都沒什么關系，他們只能在無法勞動后回到農村的家，用逐漸變硬的肺艱難呼吸。
王書國也一直守著自己的家，那里有3間土坯房子，一頭見人就嗷嗷要食的豬，還有4只到處尋找饅頭屑的瘦雞。
2004年查出塵肺病時，這個家就是現(xiàn)在的樣子。礦上打工存下的積蓄沒有換回一塊瓦片，只有堆滿床頭的藥瓶子。
“好在醫(yī)保可以報銷一部分醫(yī)療費了”，王書國感嘆著社會的變化，“這是最好的政策。”
可這個政策也無法支持他越來越難的呼吸了。據(jù)原衛(wèi)生部的數(shù)據(jù)，自上世紀50年代建立職業(yè)病報告制度以來，中國已有累計超過14萬人死于塵肺病。
也許病人太多，也或許見證過太多次死亡，在石佛寺村，塵肺病似乎已經(jīng)不那么令人恐懼了。兩個患塵肺病的村干部每天仍然要騎著摩托車巡視村子，一個剛過30歲的病人也會在酒桌上喝得酩酊大醉。
“時間長了，就不管他們有沒有病了。”一個健康的村民說。
醫(yī)生鄭忠友也已經(jīng)熟練掌握了塵肺病治療的方法。“必須固心，他們很多都是死在肺心病上。”他一本正經(jīng)地說，診室里兩個正在輸液的塵肺病人，正安靜地坐在椅子上。
1988年，高中剛畢業(yè)的鄭忠友和老鄉(xiāng)一起去河南“偷礦”。有一次，他背著滿袋子的礦石往山下狂奔時，看到了半山腰上正在轟鳴的大型機械。打聽得知，這是剛投產(chǎn)不久的陳耳金礦，在懇求下，他最終留下做了“背腳”。
那時鄭忠友還不知道，他是石佛寺村第一個發(fā)現(xiàn)陳耳金礦的人。
當時在家一天只能掙不到1塊錢，而金礦的工錢每天有10元。鄭忠友迅速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村里人，他以為，自己的新發(fā)現(xiàn)，將會給全村人帶來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