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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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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釋放的政策信號
時間:2015-12-26 17:33:05  來源:新華網  作者:王宇 劉羊旸 林暉 于文靜 王建 

結構性改革如何引領“三農”新走向

  “著力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度重視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發揮財政投入對結構性改革的引導作用”……剛剛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圍繞農業結構性改革,對“三農”工作進行了明確部署,釋放出惠農強農富農的強烈政策信號。

  中央首提“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新鮮表述,通過我國最高級別的“三農”會議,今天首度進入公眾視野。

  會議強調,要著力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使農產品供給數量充足、品種和質量契合消費者需要,真正形成結構合理、保障有力的農產品有效供給。

  “中央提出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謂抓住了現階段我國農業發展的關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認為,當前我國主要農產品已從過去的供需緊張狀態轉向緊平衡狀態,部分品種還出現了結構性過剩局面,如果不進行供給端的結構改革,就難以應對“兩個天花板”雙重擠壓,無法緩解糧食產量、庫存量、進口量“三量齊增”的局面。

  當前,我國農業生產面臨農產品價格“天花板”封頂、生產成本“地板”抬升、資源環境“硬約束”加劇等新挑戰,迫切需要加快結構性改革,轉變生產經營方式。

  “一方面,我國農產品中低端供給較為充足,另一方面放心安全的農產品供給又明顯不足。”中國農科院農經所研究員蔣和平認為,從供給側角度推動我國農業發展,關鍵是要將農業生產由數量為主,逐步轉向數量質量并重上來,更加注重效益,更加滿足消費者需求。

  當然,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意味著要放松糧食生產。會議明確提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農業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底線,要保稻谷、小麥等口糧,保耕地、保產能,保主產區特別是核心產區的糧食生產,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

  農業生產也要“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

  “去庫存”“降成本”,這些更多用于工業領域的詞語,這次也集中出現在了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

  會議提出,當前,要高度重視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加快消化過大的農產品庫存量,加快糧食加工轉化;通過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減少化肥農藥不合理使用、開展社會化服務等,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業效益和競爭力;加強農業基礎設施等農業供給的薄弱環節,增加市場緊缺農產品的生產。

  分析人士認為,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切中當前我國農業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是農業結構性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對人口大國而言,一定規模的糧食儲備必可不少。但如果庫存過多,就會影響糧價的合理走勢,而超量的存儲規模還會加重財政負擔。”黑龍江省農業科學院總農經師矯江說。

  “生產成本高企已成為我國糧食生產中的一大頑疾,進一步加劇國內外糧價倒掛形勢,長此以往,將危及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國祥說。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村基礎設施、農田水利建設、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等仍存在一定差距,成為制約農業發展的短板,農業要強,短板必須補齊。”蔣和平說。

  種糧大戶等新型經營主體將獲更多“關照”

  會議提出,要充分發揮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在結構性改革中的引領作用,農業支持政策要向規模經營主體傾斜。

  “支持政策向規模經營主體傾斜,這是推進農業結構性改革的必然要求。種糧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等適度規模經營主體,一般素質較高,對市場比較敏感,對科技創新接受能力較強,在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方面比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具有明顯優勢,能夠更好地在農業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引領作用。”李國祥說。

  “不過,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新型經營主體對資金周轉、抵押擔保等需求也會相應提高。在這些方面,新型經營主體更需要國家政策的傾斜,可以預期,更多惠農政策由‘普惠’向新型經營主體轉變。”李國祥說。

  現有農產品價格機制面臨“大修”

  會議提出,要完善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政策,為農業結構性改革提供動力。

  價格是調節農產品供求最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國對稻谷、小麥兩大口糧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制度,對玉米實行臨時收儲制度,同時開展對新疆棉花、東北和內蒙古大豆的目標價格補貼試點,這些政策對促進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市場變化,現行政策有必要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

  “最低價也好,臨儲價也好,一定程度上是把價格和補貼合在一起。”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認為,將來要推進價格和補貼分開,價格主要由市場形成,如果市價過低,政府采取適當的政策直接補貼農民。

  “長期以來,我國農產品價格政策把‘保供給’和‘保收益’兩個目標不加區分、合為一體。”程國強認為,要按照“橋歸橋”、“路歸路”原則,對兩個目標分而治之,實施價補分離。一方面,退出糧價政策的“保收益”功能,將其回歸到“解決農民賣糧難”的設計初衷,消除對市場的干預和扭曲影響。另一方面,通過直接補貼措施來“保收益”。

  財政投入將“總量有增加、結構有調整”

  會議強調,優先保障財政對農業農村投入,確保力度不減弱、總量有增加。

  “農業是基礎。推進農業現代化、破解農業農村發展難題,都需要財政的有力支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葉興慶認為,會議提出財政對“三農”投入力度不減、總量增加,表明了中央對“三農”工作的高度重視。

  會議同時指出,要加大涉農資金的整合力度,發揮財政投入對結構性改革的引導作用,撬動更多社會資金投入農業農村。

  對此李國祥認為,近年來,各級財政一直把農業農村作為財政支出的優先領域重點支持,財政支農力度不斷加大。但資金使用存在多頭管理、“撒胡椒面”等問題,支農效率有待提高。

  “根據會議精神可以預見,下一步財政支農將在優化存量上做文章,在結構調整上找出路,諸多涉農項目、涉農資金有望進一步整合,形成合力用于‘三農’薄弱環節。”葉興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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