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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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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文鑫：農村問題與國家經濟社會問題息息相關
中華兩岸和平發展促進會主席
我生長于中國臺灣的農村，臺灣的農業政策與大陸全然不同：從1950年起，臺灣開始實施“耕地三七五減租”政策，地主收農民的地租不能超過375‰，即每收100斤稻谷地主最多只能拿37.5斤。這樣一來，農民留存比例相對較高，可以保障生活。
后來，臺灣又實施“打土豪，分田地”，方法是以企業股權置換地主土地，將其分給農戶耕種。地主往往不會耕田，但是他們很有經營頭腦，把臺灣工商業交由他們經營，于是出現了臺灣一躍而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騰飛。農民家庭可以耕種從地主手中置換出來的土地，面積按人口分配，但是土地必須親自耕種，而不能找人代耕，同時每年要上交收成的375‰給國家。農民連續耕作十年便可拿到土地永久所有權，擁有了土地的農民開始改良農產品、改良土地，致使產量猛增，米多到吃不完，這時該怎么辦？
于是采取了休耕和輪作。由于農業產量過剩，政府與農民商議，暫時停止耕種土地，政府每年補貼8萬塊的補償金——這就是休耕；由于稻米產量過高，政府與農民協商改種胡蘿卜等農作物——這就是輪作。休耕與輪作使土地得到休養生息，增進了土地的改良。
上述政策解決了農村的很多矛盾，帶動了農村的發展，還縮小了城鄉差距。在臺灣，沒有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的分別，人們可自由遷徙、自由選擇職業，由于城鄉發展相對平衡，反而有相當比例的城市富裕人群選擇到鄉村生活。
事實上，過去60多年臺灣的對農政策也經歷過轉折與調整，比如：20世紀90年代初，臺灣實施了農地自由化政策，放寬了對農地流動的管制，農地從之前的“農有、農用”變為“不見得要農有、但一定要農用”，這樣一來出現了很多城市居民下鄉買農地的情況。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原本耕種農地的老農民過世后，如果他們的兒子在城市中打工，繼承農地后無法自己耕種，就只能把土地賣掉。伴隨社會經濟發展，我們發現這一方案違反了法律“保障人民財產”的精神，只有提升農民所得，使務農收入不低于在外打工的收入，年輕人才會愿意回鄉耕田、做家庭農場，問題才可能解決。
再如，在農地流轉放開的過程中，臺灣曾出現過城市居民買地后在農地中建房的現象：按照當時的規定，農地中有10%的用地是用于建農舍的，農民可集中于此修建排水系統、存放農具，然而很多人違規將其建成了住宅，后來政府逐個檢查，將違法建設的住宅全部拆除——這是過去的一項政策失誤，如今已被禁止。
綜上所述，我認為農村的很多問題不是出在農村，而是出在政策，是過去多年對農政策的后遺癥；農村的問題也不能只靠農村，而與國家整體經濟與社會問題息息相關。此次出臺的《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已經在朝好的方向嘗試，如果我們能從全民平等的角度出發，制定出不僅造福農民、而且造福全體人民的政策，我想這是比較正確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