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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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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財政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12月12日在重慶參加解讀“十三五”規劃建議的活動時談到，我國“十三五”期間，將加速發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擔全國性的功能，帶動區域協調發展，形成經濟發展新的增長節點。楊偉民認為，北京出現城市病問題的根源是集中了太多非首都功能，如果將企業總部、醫療高地、最高學府等功能轉移，不僅能解決城市病，還能促進其他地區發展。楊偉民表示，要解決北京這樣世界少有的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需要再有十個類似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才行。（12月13日中國新聞網）
這番觀點經媒體報道后，在網上引發了較大爭議。北京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所出現的城市病，包括交通擁堵、房價高企、空氣質量較差、教育和醫療服務緊張以及因為城市超大所帶來的競爭壓力，因為城市過大、監管人力不足所導致的食品安全監控盲區，等等，在國內的上海、廣州、深圳、天津、重慶及其他部分省會城市、大城市同樣不同程度存在。人們覺得，如果寄望于把北京的部分功能轉移到國內的其他大城市，從而解決北京的城市病，不僅難以達到目的，而且還將適得其反，讓全國的大城市都染上更嚴重的城市病。
上段所述的理解，很可能是一種誤解。從楊偉民的原話來看，他并沒有將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對外轉移，跟發展十個中心城市放在一塊兒說。也就是說，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可以相對分散地實現對外轉移，可以優先考慮周邊，或是形成了較好城市群發展基礎的地區。
而楊偉民所指的發展十個中心城市，未必就是而今已經同樣深陷與北京相似城市病的特大城市。他還強調要加快培育東北地區、中原地區、長江中游、成渝地區等城市群，以區域中心城市帶動范圍較廣的周邊地區，這樣一來，中心城市可以通過便利的輕軌、高鐵、高速公路等城際交通網絡聯系周邊城市、城鎮，而不必像現在這樣，在中心城市周邊一層一層的“攤大餅”，修了繞城高速，再修第二繞城高速……
按照最理想的設想，如果在北上廣深之外，國內還能涌現出幾個甚至十個、或更多的中心城市，以這些中心城市有效凝聚較大區域產業資源，在較大區域內實現符合產業要素聚集和產業鏈配套分工的布局，就會形成層次分明、又符合發展效益和可持續要求的城市群，帶來區域協調發展的強勁動力，支撐中國經濟和社會長期較快平穩發展。
問題是，要實現上述理想化的設想，或者說美好愿景，難度很大。北上廣深之外的省會城市、大城市之所以接連出現接近于北京的城市病，就在于類北京式的城市化發展方式，不僅一層一層“攤大餅”，而且還最大化截取周邊地區發展資源，恨不得把周邊所有的企業總部、產業園區都集中在本地。這種畸形化的城市化擴張，帶來整個區域的資源錯配，還會帶來很強的路徑和方法依賴。并且，這些城市無一例外在所在區域內有著最高的行政等級，有著更大的行政影響力，爭取國家加速發展中心城市的游說能力更強，很難想象會把有價值、有著豐厚稅收和創造就業前景的產業、企業項目拱手讓給周邊地區——這也是近年來一些大城市牽頭周邊城市開展的區域合作，進展緩慢的根本原因
如此說起來，網民對發展十個類似北京的中心城市來解決北京的城市病的提法，所生發的擔憂，倒也不能全歸于錯誤理解。
筆者以為，發展中心城市，使之承擔全國性功能，培育新興的城市群，要避免重蹈特大城市“攤大餅”的覆轍，應該先期啟動現有的一線城市、省會城市、大城市對外轉移功能，在已經轉移的功能基礎上布局相關的產業鏈、產業政策，嚴格控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在發展空間、承載人口的進一步無序擴張的政策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