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上最簡單的分類法,是二分法。
比如,世界上,只有兩類國家,一類是有戶口制度的國家,一類是沒戶口制度的國家;比如,在北京,只有兩類人,一類是有北京戶口的,一類是沒有北京戶口的。
沒北京戶口卻生活在北京的人,叫外來務工者或北漂。外來人口占比越高的城市越往往發達越有活力越繁榮,但這個發達、活力或繁榮,并不是每個人樂見的。因為外來人口越多的城市,其獨有的“個性”也往往流失越嚴重。比如,如果不是數十年前大量的“外地人”涌入,說不定現在北京的城墻還完好地保留著呢。
久遠之事,不說也罷。就說這些年,北京在日新月異中膨脹,顯得華麗繁華。它承擔著各種中心——權力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教育中心,這些自不必說,它還是演藝界的中心,企業總部的中心,尋夢者的中心和尋醫者的中心,當然,也是某些“仁波切”的中心。這么多的中心,疊加在一起,北京如何不高端大氣上檔次地持續膨脹?
但是,這種高大上的膨脹,在另一些人看來卻是萎縮。什么人認為北京在萎縮呢?是那些把北京視作“故鄉”的老北京人。在他們嚴里,自己的故鄉早已經面目全非,他們一直活在出生之地,卻一直在持續地、被動地告別家鄉。
你眼中的繁華,可能是別人中的荒涼;你眼中的崛起,可能是別人眼中的淪陷。是的,既然不是“同類”人,往往就會有分歧。
這種分歧最近一次的爆發,是關于北京公布的積分落戶政策。官方發布了非京籍人員通過積分在北京落戶的辦法(征求意見稿),這意味著,未來,會有一些非北京戶口的人,通過一點點地滿足官方積分條件,獲得北京戶口,這是北京戶籍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
據說改革都是利益的調整,所以爭議和分歧在所難免。
積分落戶政策,在一些想要獲得北京戶口的“外來務工者”看來,不過是懸掛在拉磨的驢前方的胡蘿卜,看似近在眼前,卻永遠吃不到。
而在一些老北京人看來,積分落戶政策,加劇了他們“故鄉淪陷”的危機感:每一個外來人落戶,都是一次“入侵”。不管積分制度在外地人看來多么嚴苛,但在老北京人眼里,外地人落戶北京又多了一個口子。理論上,老北京人的數量是有限的,而外來人口是無限的。理論上,北京每增加一個外地人,老北京人就會增一分“被邊緣化”的感覺。理論上,北京每增加一個外地人,老北京人就會感到他們的故鄉就相對地萎縮一分。
是的,從外地來北京的人越多,北京人故鄉意義上的北京就變得越小。故鄉在告別從前,故鄉在面目模糊,故鄉不再像故鄉——有人把這叫做故鄉的“淪陷”。
10多年前,王怡曾有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他講述了他的故鄉,某個縣城,在20世紀末的劇烈變化:校園斯文不再;電影院荒涼;縣城里失業者、刑事犯、退休職工聚集,終日消耗在麻將里;色情業發達;農村只剩下婦女兒童和老人……
很多人對那篇文章產生了共鳴,并寫下同題作文,紛紛記錄自己家鄉的“淪陷”。這些文章,大多在記錄小城鎮在世紀之交,猝不及防地失去從前的生活場景和人文結構。在數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沖刷之下,這些地方,紛紛倉皇地告別從前,呈現出既繁榮混亂又空洞落寞的景象。那些記錄者,面對突然陌生的家鄉,不免有無家可歸的惆悵。
當老北京人找尋不到家鄉意義上的北京,他們除了對大規模涌入的外來人口表達不滿之外,還能將家鄉的淪陷歸因于誰呢?我們也該理解老北京人無家可歸的惆悵,理解他們對故鄉意義上的北京的懷念,理解他們對故鄉逐漸萎縮的情緒,理解他們對故鄉意義上的北京的“淪陷”抱怨。但是,互相理解,是這世界上最難的事兒。你抱怨我入侵你的家鄉,我抱怨你不夠寬容,這種人民內部矛盾,在互聯網上的某個角落,常常變成人民與人民火拼。
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火拼,往往是因為覺得“我的不幸是你造成的”。可是,老北京人家鄉的淪陷,外地人的“入侵”最多算是表面原因,深層的原因大家不僅知道而且知道“無解”,所以常常避而不談。
大家都知道的“無解”是什么呢?是一個“死循環”:最多的權力積聚在在這里,并因此積聚了大量的資源。資源隨著權力走,人隨著資源走。大量的外地人涌入這里是為了分享這里的優質資源,同時,涌入者本身也是一種資源(體力、智力、資金),因而這里匯聚的資源更多,資源更多就更吸引更多人的來——這個死循環,只能將這個中心變成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中心”。
既然如此,這個城市,能不再中心意義上繼續膨脹嗎,能不在故鄉意義上繼續“淪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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