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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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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視新聞頻道《消費者調查》報道了廣州市增城區內散戶農民使用劇毒農藥的情況。7日，記者走訪了解到，不少農戶因為天氣等原因，目前仍在使用劇毒農藥。同時，廣州市農業局已成立專案組調查此事，目前暫未發現增城、從化市民有中毒情況，并呼吁廣大農民積極學習農業知識。（12月8日《南方都市報》）
農藥殘留的問題，當然不只是“只收費不檢測”的監管漏洞，這其實是一種系統性風險，跟種植的方式和生產的手段密不可分。農藥、化肥的過度使用，并不止于蔬菜種植環節，在整個初級農產品的種植過程中，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在小散亂的小規模種植還占有極高比例，而規模化蔬菜基地種植模式還沒有占主體地位的情況下，那么抓大放小也實屬于監管層面的無奈。
分散戶蔬菜種植分布范圍廣，監管難度大是不爭的事實。在很多中小城市，農民自產自銷進城，沒有進入統一的市場，自然也就談不上檢驗檢測了。更何況市場對于吞吐量巨大的蔬菜產品，幾乎很難做到批批檢。當然，最關鍵的問題則是，農殘的標準過低也為監管不作為創造了條件，同時也為高毒農藥預留了空間。農業部農藥檢定所的宋穩成博士曾介紹說，“現在我國的食品農藥殘留標準僅有807項，而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有3338項，歐盟14.5萬項，美國1萬多項，日本5萬多項。”
當然，以今天食品安全與過去相比，安全保障的水平顯然已顯著提高。不過若與國際相比，則還存在很大的差距。食品安全是監管出來的，但更是生產出來的。如何實現關口前移，讓“生產者作為第一責任人”的責任主體落到實處，離不開生產方式的轉型。因而，實行農產品的標準化、規范化生產，就成為提高監管能效的優選，也是進行安全水平升級的現實選擇。
2013年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工作的通知》，要求要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對此應有兩個層次，一是在農產品的安全標準上，應當接近和達到國際標準，如此才能充分發揮安全標準體系這個指揮棒，把圍繞其外的各種要素充分調動起來。二是其種植和生產應實行規模化標準，建立大型的種植基地，或者采取“公司+農民”的種養模式，實行更科學、合理和安全的種植，才能讓農藥得到更安全的使用，也能從根本上提高監管的效果。
農產品生產小、散、亂，農產品品種多、種類豐富，農產品從農田到餐桌，環節多、鏈條長，這些客觀存在的監管難度不能忽視，更何況，食品安全的主體多元，責任也交叉重疊，要做到無縫對接并不現實。解決體系性問題，需要多管齊下，一者，應當構建更為完善的安全標準，使之達到和超過國際水平，比如農藥殘留等要力求最低化；二者，應完善現有的監管體系，尤其是加大技術檢測的能效，讓集中進入市場的產品得到到高頻率的檢測；三者，應加快源頭程植的技術性幫助和安全用藥的宣傳，讓農民的安全意識得到提升；四者，要完善現有監管體制，變“九龍治水”為“主體責任”，使管理責任能夠真正落實。當然最后，就是要加快土地的流轉，實行分散化種植向規模化種植的轉變。當農業種植由傳統轉向現代之后，那么高毒農藥才不會成為食品安全之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