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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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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環保部公開的約談會上，廣西百色市市長當場表態：“我決定自己分管環保，不信完不成任務。”此前環保部已約談昆明、滄州、承德、鄭州等12個城市。
力推環保約談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實踐的高效，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有環保制度的缺陷。實際上，約談制度不僅在環保領域實施，它最早于2003年出現在稅務征收領域，隨后，工商、土地、社會保障等行政管理領域，也先后采用了這一制度。
但截至2014年，就中央層面，規定行政約談制度的部門規章，僅有《關于建立餐飲服務食品安全責任人約談制度的通知》（以下簡稱“餐飲約談”），環保部門目前頻繁使用的“約談”，在剛剛頒布實施的《環保法》中，也找不到相關條文，它的立法依據，僅僅是法律位階較低的《環境保護違法違紀行為處分暫行規定(試行)》、《限期治理管理辦法(試行)》和《環境監察辦法》等規章中的個別條款。
國家立法依據的不足，使一些地方把其制度制訂的依據，籠統表述為“根據有關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政策”，這為約談權力主體“靈活運用”相關解釋留下太多自由發揮的空間。
法律位階太低，也易與法律規定發生抵觸。以上述“餐飲約談”為例，它規定，餐飲服務提供者如果發生食品安全事故，應當“從重處罰，直至吊銷餐飲服務許可證，并向社會通報”。吊銷許可證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規來設定，而“餐飲約談”只是一個行政規范性文件，本無權設定卻違法設定。而該“餐飲約談”規定的“向社會通報”的制裁措施明顯違反了其上位法《食品安全法》的規定。《食品安全法》》規定，只有屬于“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處理信息才向社會公布；而該“餐飲約談”卻規定只要發生食品安全事故，均向社會通報，顯然超出了《食品安全法》設定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范圍。
因此，如果“約談”設定的事項超越了法律、法規的規定，在法律、法規規定的監管事項范圍之外，那么這樣的約談屬于超權約談，是無效的行政行為。
約談這種執法制度未能上升為法律規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在于對“約談”這種執法方式的內涵和外延理解不統一，代表性觀點就達到五種之多。
法理上沒有定見，導致沒有更為權威的法律規定，容易使行政約談規定的約談事項過于寬泛。如果監管部門動輒“約談”，只會導致約談機關的約談裁量權過大，使約談制度流于形式、無法發揮應有作用，甚至妨礙公司依法享有經營自主權。
推行依法治國，首要任務應是控制政府濫用行政權力，解決社會發展、社會生活秩序的合法性、正當性、規范化問題。與此相應的當務之急，是讓“約談”合法性、正當性、規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