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京津冀世界城市群發展綱要公布,最受矚目的無疑是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昨日,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介紹了三省市的功能定位及空間布局,其中,首都北京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京津冀世界城市群淡化了經濟中心歸屬,此前天津市上報的“北方經濟中心”被刪去。
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是圍繞著北京展開的。無論是此前提出的將通州打造為副中心,還是目前正討論得如火如荼的京津冀區域一體化,其中一個廣為公眾議論的重要任務,就是如何緩解甚至治愈北京的大城市病。今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亦指出,緩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
既然京津冀是以北京為核心來規劃的,那么,北京的產業結構及功能定位調整就成為了決定區域一體化及協同發展成敗的關鍵所在。
在規劃中,北京的功能定位保留了政治、文化、國際交往和科技創新中心,制造業、物流等都要往外轉移。于是,細化分類也是圍繞此定位展開,天津除了主攻原本有優勢的航運成為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還要擔負起制造研發基地和改革開放先行區的功能,金融創新運營示范區則為貼近互聯網金融潮流之舉;而河北則包攬了物流、產業轉型升級、新型城鎮化和生態環境支撐四個功能。簡而言之,北京除了首都功能還加入了科研與創客潮的元素,天津和河北各自分擔了原屬于北京的制造業或物流中心功能,并成為產業升級、改革開放、新型城鎮化等國家重要戰略的試驗田,同時河北還要發揮空氣清新后花園的作用。
這樣劃分下來,北京的功能擔子有所減輕,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謂區域協調發展重在發揮區域一體化的優勢,各取所長合作共贏。因此,無論在規劃或是后續的發展過程中,在有序紓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同時,都是要以共同發展為前提的。區域發展最忌諱的就是“相互算計”,相對小的城市以傍大款謀發達的心情在沾光,主導核心城市把不想要的“垃圾”扔給別的城市,這都是需要警惕和杜絕的。
為達到京津冀區域一體化協同發展的目標,同時避免上述“相互算計”的情況出現,在規劃時就應與市場邏輯相契合。畢竟,北京城一開始的規劃也并非“攤大餅”式的,正是由于資源機會聚集太多,市場邏輯之下機構、人才也都一并聚集過來,慢慢就發展成了“攤大餅”的模式。
天津與河北要分流制造業和物流中心的職能,必須結合自身的客觀條件與優勢,再作出更細致的規劃。有觀點認為政府可通過政策間接引導,例如利用稅收,提高中心區稅收或給予新區稅收優惠。這始終還是“扶持”的思路,在以往的特區之中,稅收優惠多如牛毛,最終很容易陷入只要優惠沒有發展的怪圈。當然,稅收調控可以作為其中的一項引導策略,但更重要的是與區域本身相結合的整體規劃,例如,天津和河北是否具備和北京一樣的法治環境、吸引人才的職業發展機會,否則,即使稅更高但如果機會更多更透明自由,北京還會是第一選擇。
規劃還提及,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這同樣不能靠“硬塞”,以各種硬性的高準入戶籍條件作為圍墻擋住人口流入或變相強迫遷出。將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和一般城市資源分流至天津、河北,滿足市民在兩省市對生活質量的追求等軟條件,就會自然地分流常住人口。
歸根結底,京津冀區域一體化離不開為首都治大城市病這一議題,但若為治病而治病反而難以治愈。京津冀區域一體化規劃,應注重區域而非一省一城之利益,在規劃與發展中時刻保持與市場的契合度,方能實現多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