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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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高層會議·向可持續城市轉型分論壇于當地時間6月29日在歐盟地區委員會大樓成功舉行。來自歐洲和中國的60多位政界人士、企業家、金融家、專家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出席。與會代表就 “向可持續城市轉型”分享了中國和歐洲的案例，討論了《共同責任倡議書》，并表彰了在可持續城市轉型方面做出貢獻的城市、企業和基金會。
Boris Essender：積極支持中歐城市間的交流與合作
身 份：歐盟地區委員會秘書長內閣成員
參與全球議題是歐盟地區委員會的重點業務，也是我們熱衷于推動城鎮化合作的原因。自2012年“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啟動以來，我們就積極參與和支持，以期推動可持續城鎮的發展，并尋找共同問題的解決方案。
歐洲的城市與地區都非常支持“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值得強調是，這些城市與地區在中歐合作項目中都是至關重要的參與者，比如在城市結對、基礎設施建設、戰略投資等方面。
如大家所知，地區委員會是歐盟另一個創意項目的支持者，即2008年創建的《歐洲市長公約》。地區委員會為該公約提供完全的機制支持，包括在地區委員會的成員中推廣《市長公約》項目，合作組織活動，并通過地區委員會或歐盟其他機構的聯系，為《市長公約》提供政策支持。事實上，地區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市長公約》的締約者。
《歐洲市長公約》是一個自下而上且行之有效的創新模式，是歐洲的成功模式之一，讓我們進一步探索《市長公約》模式，或許它能夠為中方伙伴提供一些借鑒。多元治理在該模式中體現了它的價值，并與市長的自治需求一起發揮作用。
我們非常贊賞“歐洲綠都獎”表彰埃森市在所有環保領域取得的成就和承諾，包括垃圾、水、噪音、空氣、生物多樣性等。我們同樣贊賞今年首次頒發的“歐洲綠葉獎”，該獎項面向歐洲的小型城市。西班牙的莫勒德瓦列斯市（Mollet del Vallès）和葡萄牙的托雷斯拉什市（Torres Vedras）是2015年首屆“歐洲綠葉獎”的獲獎者。該獎項表彰了這兩個城市為實現更好的環保成果所進行的不懈努力，尤其體現在綠色增長和創造新就業機會等方面。
《城市議程》將是2016年上半年歐盟理事會荷蘭輪值主席國優先推行的計劃。該計劃將通過正式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推出歐洲城市的議程，其優先事項和工作方法將于2016年3月13日簽訂。為籌備《阿姆斯特丹宣言》，荷蘭政府將發布清晰的路線圖。根據路線圖，地區委員會將在未來幾個月為《阿姆斯特丹宣言》提出獨特的觀點。自從地區委員會出版了《多層面治理白皮書》以及2014年4月采納了《多層面治理憲章》后，地區委員會更強調在歐洲建立新治理模式的重要性。該模式不僅基于多層面，強化政府間合作，還擴展到所有利益相關方的可操作性合作關系。
我期望地區委員會能夠為未來地區與城市間的交流、合作、經驗推廣、傳播提供支持。地區委員會是歐洲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橋梁，將向更多機構及其成員、城市、地區和公民傳播這個信息。
金德鈞：為交流中歐城市化理論與實踐做貢獻
身 份：原建設部總工程師、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主任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簡稱城市化委員會）是中國城市化研究領域的第一個民間組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國土資源部科技專家咨詢委員會指導下，聯合官、產、學、研、資、媒等資源，構筑了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產業研究，城市規劃、社會建設研究等多領域的智囊服務互動平臺。
城市化委員會從成立伊始，八年來，始終倡導“讓中國的城市化造福全人類”和“為中國的城市化提供智力支持”的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堅持提高城市化的質量，為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努力開展工作。
我們啟動了《中國城市化率調查報告》，對中國1949年以來的城市化發展歷程與變化規律進行了系統研究，首次以中國非農人口占中國總人口比例發布城市化率。我們這樣做，一是填補了中國城市化研究體系中的一個空白，更重要的是對中國的“半城市化”現象展開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中國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半城市化”現象存在的內在規律與特征，為國家有關部門推動城市化健康發展提供了科學的決策參考。以2012年為例，中國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達到52.27%，而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35.33%。也就是說約有2.32億人雖生活在城鎮被統計為城鎮人口，但在身份認同、社會保障等方面卻游離在城市之外。
我們開展了《中國城市化質量評估體系》研究，強調中國的城市化應關注民生，重視城市化發展的質量。我們從轉移人口市民化、城鄉統籌、生態文明和經濟發展等四個維度來構建相關指標，充分考慮我國各地城市化發展基礎和模式的特殊性，摒棄寬泛、籠統及不直接相關的評估指標，受到各界的高度關注和一致好評。
我們持續開展了城市化典型案例研究，建立了案例庫，重點關注在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解決產業轉型發展、產城融合、就地城市化等問題，還特別注意了在文化教育、生態環境保護、城鄉垃圾與污水無害化處理，以及政府引導、發揮社會公益力量搞好社會建設、鄉村建設等典型案例，迄今積累的典型案例已達50余個，如山東省德州市的兩區同建、湖南省長沙縣的產城融合、重慶市巫溪縣的社會建設、湖北省武漢市的基礎設施綜合設計施工、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的社區治理等。
城市化委員會始終堅持“身份獨立、研究專業”的立身之本，秉持以公益性、民間性、建設性、開放性為特色，與國內外城市政府、專業研究機構和各行業企業展開了廣泛的戰略合作。依托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中國城市化論壇兩大主流高端活動平臺，總結挖掘中國城市化的典型案例、貢獻力人物、影響力機構以及優秀農民工代表，通過新聞媒體專委會、《城市化》雜志、城市化網、城市化委員會微信公眾號等媒體平臺，大力宣傳推廣，為交流國內外城市化理論與實踐經驗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對于城市化委員會而言，今天能在這里與世界各國的代表們交流、發表意見，十分榮幸。這也充分表明歐盟非常重視中國民間的城市化智庫參與中歐城市化領域之間的對話，這種開放、專業和深層次的交流與對話，必將能更好地支持和推動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向前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民間智庫必將在推進城市化健康發展方面發揮應有的歷史作用。
亞歷山大·馮·史威林（Alexander Graf Von Schwerin）：中歐的城鎮化都面臨土地資源管理不善和環境污染問題
身份：歐洲經濟社會理事會成員、歐洲中國聯絡小組主席
我認為，歐洲和中國在過去60年的發展方式，都導致了農村地區遭受損害。歐洲和中國都面臨城市擴張和土地資源管理不善以及環境污染等問題。自2007年起，歐洲經濟社會理事會就一直關注著中國。我們一直努力通過圓桌會議、合作機制（如可持續城鎮化伙伴關系）等方式，與中國建立互信的合作。
2012年歐洲經濟社會理事會在杭州舉辦第11屆中歐圓桌會議時發布了《控制城鎮化進程與可持續發展的挑戰》的承諾，現在看來意義仍十分重大。我們不僅把城市描繪成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還闡明了新城鎮化的工具，該工具綜合了交通、能源、公共消費系統的規劃和技術標準。在這里，我想強調我們面對的兩個重要挑戰。第一個挑戰，為了在全球層面（包括城鎮化發展方面）根除貧困、消除不平等、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中歐需要一個協調路徑，以建立2050年后富有雄心的框架；第二個挑戰，在貿易談判以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吸引力的背景下，中歐雙邊投資應當包含可持續發展標準。這關系到諸如強占土地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影響著城鎮化的進程。
我們相信，民間社會可以督促可持續發展標準介入各種投資協議。我期望今天的會議能夠把這個問題納入討論的范圍。
伊夫琳·海特布魯克(Evelyne Huytebroeck)：歐洲、中國或中歐合作過程中的多元治理合作
身份：布魯塞爾議會議員，國際地方環境理事會以及能源城市副主席，原布魯塞爾首都地區環境與能源部長（2004 —2014）
我最開始的挑戰是讓布魯塞爾成為可持續城市，我之所以說“成為”，因為當我2004年走馬上任部長一職時，布魯塞爾完全是另外一幅模樣。我們必須做出表率，因為布魯塞爾是比利時最大的城市，不僅是比利時首都，也是歐洲的首都，更是許多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代表機構的所在地。
只有雄心勃勃的計劃、美好的意愿和熱情是不足以實現轉型目標的。我從眾多的案例中挑選了一個最具代表性、也是取得了實際成果的案例與大家分享——可持續建筑業：就業與環境聯盟在布魯塞爾，建筑占溫室氣體排放的70%，這就意味著它是節能減排、向無碳社會轉型的重要戰略。于是，我們的第一個目標鎖定了可持續建筑業。2015年我們強制所有新建筑必須滿足被動式住宅的標準，實現能源零消耗。到2020年，預計布魯塞爾將需要新建房屋7萬套。
建筑業是一個重要行業（布魯塞爾擁有25000名從業者），對可持續建筑施加新的商業條件（如隔熱、再生能源、取暖和通風等）可以為年輕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我們于2009年成立了可持續建筑業——就業與環境聯盟。通過這一項目，我們提高了住房隔熱的標準，降低了能源支出并且創造了一些長期崗位。這有益于保護地球、減少支出和發展經濟。
我們鼓勵建筑公司采用可持續的建筑方式，響應能源和環保政策，并獲得政府的補貼。我們把本區域內能夠幫助提供可持續建筑服務、能夠找出問題并提供對策的所有建筑商都召集在一起，他們一共確定了44項行動，超過110家的公共和私人機構參與了這項進程。我們組織了8個討論組，目標是完成8萬小時的培訓，在未來5年內創造2500個新的就業崗位。
從政府決策方面來說，這種聯盟是一個全面的革新。這是以一種自下而上的模式，使所有參與者能最大程度地在政府所給予支持的活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這些參與者包括行政機關、公益組織、專業協會、行業代表和社會伙伴，三個政府部門分別為：經濟、能源和改革部。下面列舉一些所舉辦的內容：1.了解市場及相關技術；2.鼓勵企業對員工進行培訓；3.鼓勵研究和創新；4.獲得市場認可，引入績效指標……
總而言之，這些行動不僅刺激了可持續建筑的需求，而且還幫助不同主體獲得相應的可持續建筑項目，同時創造了就業崗位。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雙贏的進程。
理查德·艾德曼（Richard Elelman）：我們期望能與中國建立交流互動
身份：巴塞羅那CTM技術中心基金會公共管理項目負責人
作為西班牙研究和發展行業的代表，作為西班牙某市的前市長，我非常榮幸今天能在這里代表“能源城市”做主題演講。2007年，當我還是個活躍的政客的時候，就同“能源城市”進行了長期合作。“能源城市”是歐洲過去25年發展的最好案例。“能源城市”的概念是25年前提出的，現在它代表上千座城市，上千個歐洲地方政府。因此，當人們尋求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城市時，“能源城市”就代表一種理念，一種實際的力量。
我不感興趣出席一些報告會，聽人們夸夸其談一些未被真正實踐過的概念，年復一年，主題不外乎能源、水、公共交通、通訊技術、垃圾處理，很難在其中看到一些真正被實踐過的案例。今天我很高興能談談“能源城市”，它展現了城市間合作的具體成果，包括公共部門、學術界、商界、公民和環保組織的協同努力，以期作為一個案例，設定一個長遠目標。
2015年，對世界大多數城市的居民而言，這個長遠目標并不在他們所擔憂的事項中，因為半數的人認為“我也不會永遠都在這，為什么要操心呢？”因此，我們必須培養人們的觀念。“能源城市”不懈地參與這些項目，諸如在大眾中培養基于長遠發展的理念，基于一個自下而上的公民參與和明確的政府架構。
如果有了公眾意識，公民認識到我們這個世界所面臨重要的問題，那么我們就能夠達成共識，如果我們能達成共識，那么我們就可以創新制度，依托本地解決方案應對全球問題。今天，中歐代表們齊聚于此，我認為與會的各位必須認識到，只有通過本地區公民的參與，我們才能夠討論全球性的議題。不僅歐洲、中東、美國的公民，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公民，特別是像中國這樣對未來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的公民，都需要參與其中。
在此，我由衷地祝賀“能源城市”在各項目中取得的成果。我們現在進入了第二個階段，那就是：以公民為主導，聯合行業和公共機構，通過研究、調查相結合的方式，探尋發展模式，共同行動，創造成果。由于時間關系，我無法詳細闡述其中細節，但大家可聯系“能源城市”或者我本人。我們期望能與中國建立交流互動，因為，基于長期的經驗，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城市之間的知識分享。我們應該相互學習和借鑒，只有通過這一方式，我們才能將其投入到實際運用中去。
李鳳玲：精氣神三位一體是城市化發展的關鍵所在
身份：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北京修實公益基金會理事長
我在這里想強調的是，城鎮化的發展必須要兼顧各自的個性，要注重時代的特性，要堅持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社會都發生了舉世矚目的巨大變化。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和資源稟賦的種種條件，中國仍然是農業大國，人均收入水平還很低，貧富差別、城鄉差距仍然很大，地區發展也極不平衡，所以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進程也將是不平衡的和漸進的，在這一進程中，農民融入城市的過程是艱難的，甚至是反復的。城鎮建設和鄉村發展應該是并重的，相輔相成的。文明城市的建設，相對物質城市的建設，將更為艱巨，也將更為重要。相對歐洲的城鎮化，這些是中國城鎮化的個性。如果不能顧及這些個性，中國的城鎮化也就不能發展得很好。
在全球互聯互通的互聯網時代，在全球關注能源可持續性，憂慮氣候變暖，恐懼大氣環境惡化，并積極協調、采取共同行動的時代，“互聯網+”已成為中歐，乃至全球發展的共識。中國政府正在制定“能源互聯網+”的行動計劃，以及能源互聯網的發展戰略，包括制定相關政策和標準。由此，基于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分布式能源，能夠充分體現智慧能源的能源互聯網等時代工程，也將成為城市化發展的重要內涵。著眼于低碳發展、綠色發展，這將成為中歐城鎮化發展的共同選擇，這也將成為中歐城鎮化的時代特色。在這方面，歐洲國家，譬如德國，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功經驗。這些經驗正在被中國學習與借鑒，也正在指導著中國城鎮化的實踐。
不知道各位歐洲朋友是否看過中國的中醫？中醫是注重系統工程的，強調治本。在中醫文化中所講的精氣神，指的是人體健康，精氣神缺一不可。城市建設是比人體更為復雜的系統工程。一個城市要實現持續健康，精氣神同樣是缺一不可的。當然，這一點與人體有所不同。我認為，城市的“精”就是城市的硬件，是城市的功能和城市建設的質量。城市的“氣”指的是城市的經濟能力和發展的實力，不同的城市可以有不同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點，但是不能入不敷出，要留有發展的余地。城市的“神”是城市的精神與文化，它是歷史的積淀與傳承，更重要的是可持續發展的軟實力。精氣神三位一體的城市發展之路是城市化發展的關鍵所在。
總之，城鎮化是一個大的課題，在中國，更是一個復雜的難題。為更加適應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大勢，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目前正在籌建中國城市化研究院，它將作為更專業的智庫和專門的技術機構，連同城市化委員會下設的16個專業委員會，并積極協同各級政府和社會組織，去更有力地推動中國城市化發展。
沃夫岡·托布納（Wolfgang Teubner）：變革需要伙伴關系
身份：地方政府環境行動理事會（ICLEI）歐洲網絡協調人
地方政府環境行動理事會是一個25年來一直致力于城市可持續轉型發展的地方政府全球網絡。我認為，之所以需要多層次治理和利益攸關者參與的伙伴關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實現可持續發展不僅需要技術技能的轉型，而且需要推進社會和城鎮區域主流文化的轉型。
當前，我們正處于多層治理的關鍵時刻。幾個月之后，我們將會迎來氣候談判的新進程，重大的決策將刻不容緩。
迄今為止，我們可以看到地方和次國家級政府對該談判的高度重視，以及他們在保護和適應氣候變化所發揮的作用及取得的重大成果。我認為，這也是見證多層治理發揮成效的重要時刻。此外，今年九月，簽訂全球可持續發展協議的倡議也將拉開，我們希望有一些針對城市地區的特別號召。這很重要，它將向我們展示地區層面協議的重要意義，也讓我們看到來自各級政府方面的支持。
我想指出的是，如果我們著眼于多元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那么我們不難發現科技發展和創新，以及與私營部門合作是何等的重要。我們看到近期呼吁達成可持續社區和城市的標準化運動如火如荼。這也是一個重要的信號：我們正在向期望簽署的共同協議的方向邁進。當然，如果我們確定承諾進行長期的轉型與變革，那么我認為，尤為重要的是對變革什么達成共識。
駱建華：中國環境問題挑戰與應戰
身份：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秘書長
中國的環境問題到底有多嚴重。要看到，中國污染物排放量全球第一。其中二氧化硫占全球26%，氮氧化物占28%，二氧化碳則更高。這么大的污染物排放量，必然使中國環境質量非常糟糕。
2013年，中國政府開始對城市做PM2.5鑒定，只有3個城市可以達標，海口、舟山、拉薩，都在中國版圖的周邊。其余七十多個城市，全部不達標。也就是說，世界衛生組織最低標準PM2.5濃度0.035毫克/立方米，我們都達不到。這樣的空氣質量給公眾身體帶來怎樣的影響？這是大家最關心的。
對于這方面的研究，我們剛剛開始，目前有一些研究成果，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北京市統計，2001—2012年，十年之間，肺癌發病率上升了50%。另外的研究表明，因為氣候條件不同，淮河以北的城市，冬天需要燒煤取暖，其空氣污染物比淮河以南城市要重，導致北方城市預期壽命比南方城市短5.5年。中國環境問題到了刻不容緩的危急地步，我們的污染程度已經不亞于當年英國的倫敦、美國的洛杉磯和日本的一些城市。我們把西方國家工業化這條路重新走了一遍。現在中國最大的挑戰，是環境的挑戰。
我們該如何應對？首先，要開創意識金融。央行和國家發改委正在醞釀，要建立國家的生態銀行、設立國家的環保基金，用經濟杠桿來刺激污染治理。其次，在能源效率和能源結構上，要做大的調整。現在，中國煤炭的利用量達到42億噸，占全球的50%以上。中國的替代能源補不上，滿足不了能源需求量。因此，煤的清潔利用技術就顯得非常重要。最后，促進治理模式的革新，譬如PPP模式。對于工業污染治理，我們推薦第三方治理。什么是第三方治理？過去工業企業是自己污染，自己治理。現在可以由環保公司來協助工業企業進行治理。通過這些措施，還有其他手段，經過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中國可能會看到環境拐點的出現。
奧古爾·歐奈爾（Zgür Oener）：中國應對快速城市化所做出的努力讓人印象深刻
身份：Housing Europe城市事務委員會主席
住房歐洲聯盟是公共合作與社會住房協會、企業的歐洲聯合會。它成立于1998年，聯合了42個地區和國家的聯合會，其中包括22個國家超過43000家公共社會住房和合作住房的供應商。我們的成員機構管理著近260億間住房，占歐盟現有住房的11%，也就是說歐洲1/6的人口居住在我們成員供給的住房中。住房歐洲聯盟的愿景是，讓所有歐洲家庭能住上體面且負擔得起的房子，這些房子需要符合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要求，并且滿足人民的最大需求。
在一些國家，如英國、瑞典、荷蘭、盧森堡等，住房保障遠跟不上人口增長的趨勢。2009—2012年間，新增社會住房量一直持續走低。由于移民潮、難民潮、勞動移民、人口老齡化和燃料貧困等因素，申請住房的家庭名單持續增長。根據歐盟委員會數據，約5000萬—1.25億的歐洲人負擔不起取暖費。這與能源績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一些有吸引力城區的高房價直接導致了居住社區的空間分隔。住房政策的確對城市有很大的影響。經濟適用房的供給對經濟增長、社會保障和環境績效的影響巨大。根據調研，我們的成員每花1歐元，就能帶來高達7—8歐元的后續投資，用于能源或房屋翻新。
社會合作與公共住房供應商正在尋求在社會中擴大他們作用的新方法，那就是負責任住房。在歐洲層面上，住房歐洲聯盟今年同租房協會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完成了負責任住房原則的項目。這種住房供給不僅意味著給人們提供一個可供居住和睡覺的地方，而且體現在住房和住房政策可為人們創造一個共同的生活社區。
歐洲人對理想城市有一個共同的概念：即緊湊型的城市，融合了多種功能、服務、住房、醫院、學校和公共交通，且價格合理；城市空氣污染少、綠色空間和運動場所多；同時還應該是安全的城市，且居民關系建立在互相尊重、多元共利共享的基礎上，沒有空間和階層分隔的社區。提供優質、可及、價格合理、位置優越的住房是實現這一愿景的關鍵。但是，城市規劃政策，特別是住房政策相當復雜，其實施需要大量的行為體參與，包括規劃師、融資機構、住房經營者、協會、居民等。
2012年我們應邀參加了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組織的一次歐洲經驗分享與中國面對挑戰的研討會。我對中國應對現實問題并克服困境所做出的努力印象深刻。當我聽到中國的人口和農民工的數據時，我想與中國相比，我們面臨的問題就小得多。中國多年前就啟動了負責任住房政策，為居民提供住房，并積極尋求借鑒的樣板，這些都讓我印象深刻。
皮特·朗斯登 (Peter Ramsden)：歐洲也面臨“鬼城”的挑戰
身份：歐洲可持續城市發展項目（URBACT）區域經理，城市化專家
歐洲可持續城市發展項目（URBACT）是歐洲最小的合作與交流網絡，它由歐盟資助創建，由城市網絡組成，旨在幫助城市相互了解政策領域的挑戰。除低碳問題外，還包括其他如社會包容性等問題，比如對羅姆人的包容，以及廣泛的城市可持續項目。
我們致力于在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方法上進行不斷的創新，借鑒了非常廣泛的社區內外的專業經驗，明確了“誰是城市創新者”的藍圖。城市當局應該明白，廣泛的專業知識并不存在于其組織內部，而是來自于外部，這一點很重要。因此，利益相關者的行動方式是根本的。這對我們來說也一樣，公民、居民以及企業都是非常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在發展城市新政策的背后就沒有公眾，沒有所有權。
歐洲和中國的差別并不是很大。例如在愛爾蘭的一個“鬼城”，那里的行業發展領先市場，建設了一些不可持續且沒有未來的建筑和街區，其中許多已經被拆除，這種現象不僅在愛爾蘭有，在6個歐洲國家也出現過。當然，經濟危機加劇了這種現象，從某種意義上來看，人們認識到了挑戰和必須面對的挑戰，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的需求大于資源。
我們圍繞3個整合概念來實現合作項目。首先是橫向整合，將地方層面與所有其他行動者聯合一體；其次是縱向整合，即不同級別的政府、多層次治理之間的合作；第三是區域整合，周邊城市之間、相同的城市功能區之間的協調。
我們認為，歐洲城市以及世界各大城市都需要建立新形式的領導力。它不應是傳統的指揮與控制，比如強大的市長決定所有答案，當然，市長的作用也是適時有用的。我們如何讓人們在城市的各級發揮責任與作用，這是歐洲多樣化治理制度的一個挑戰，同時它也是中國的一個挑戰。
首爾市長Park Won-soon曾在市政廳前面建了一個耳朵型建筑，意在傾聽社區的聲音。首爾在如何治理自己的城市上采取了新的透明度，市長領先這樣做，傾聽市民的想法，了解居民期待他在第一任期中所應該做的。市長不僅贏得了第一次選舉，而且連任第二屆。
當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擔任紐約市市長時,他言行一致，打破層級結構，其辦公桌并不比別人大，也不比辦公室里別人的辦公桌重要，他就坐在自己的辦公桌上。坦率地說，只靠命令和控制是不能完成工作的。
總之，我們必須融入和參與，必須善于進取。我們需要積極地學習世界其他地方的良好做法，這些做法可以是來自亞洲的，來自世界任何地方的。同時，我們還需要開發獲取這些良好做法的方法論，并把它們帶回到自己的城市，因為，最后一段里程往往是道路最艱難的一段。我們可以傾聽所有偉大的設想，但要落實到工作管理和社區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卡特琳·薩伐爾（Catherine Savart）：實現可持續城市有賴于多種措施的協同
身份：法國威立雅集團項目主任
威立雅是一家為城市、工業和公民提供服務的公司。我想談談瑞典Boras市成功實現伙伴關系的案例。威立雅是參與這個合作故事的伙伴之一。Boras市距離哥德堡60公里，選擇了逐步放棄化石燃料的使用。在20世紀50年代末，歐洲消費處在高峰期，石油供應豐富。在一次環保意識報告會中，該市宣布成立市政所有權公司“BEM”，其任務是負責大范圍的公共服務管理，如能源垃圾和污水處理服務。
上世紀80年代，該市建立了一個匯集當地官員、學者和企業創意與資源的協會。這個推進可持續發展的伙伴關系旨在使Boras市在2025年實現碳中立城市的目標和找到能源成功轉型的解決方案，減少七倍的二氧化碳排放。為實現這個可持續發展社會，Boras市建設了連接到電廠的區域供熱網絡。起初是燃燒煤炭，而且僅有小部分的生產垃圾被回收，隨著技術的不斷改進，生產變得更加清潔和高效，并轉化為生物質能和煤炭的使用，而且通過垃圾分類獲得了生物質能的混合燃料。
為了以可持續方式管理區域供熱網絡的不斷需求，他們在夏天使用從廢棄物中獲得的燃料，秋冬季在這種燃料中混合使用生物質能。化石燃料則可用以滿足冬季最冷時期的需求高峰。為了滿足高峰需求并向無化石燃料的目標發展，他們建造了一座高80米、容量為35000立方米的能源存儲罐——熱水存儲，這是有史以來歐洲最大的熱水儲存設施，居民們稱之為“熱水瓶”坦克，現在它已成為該市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地標。另一個讓地方官員滿意、也是Boras市發展模式的重點，就是全市居民意愿實行垃圾分類。這種意愿得到旨在提高認識并促進公民責任感的地方政策支持。所以，目前每年只有4％的垃圾被送到垃圾填埋場，30000噸有機垃圾被轉化成沼氣，成為城市公交車、垃圾車以及出租車的驅動燃料。
總而言之，可持續城市的戰略依賴于真正量身定制的特定解決方案、整體流動管理，水和能源以及廢物與能源之間的協同作用。同時，它也基于把最佳性能技術以最適宜的成本費用實施到服務之中。我們應該考慮以最終用戶為導向的解決方案，加上適應的治理方式，以及長期的參與，這一點也非常重要。
胡海東：我們致力于推動可持續建筑
身份：遠大集團駐歐洲代表
我來自中國遠大集團歐洲分公司，首先，我想請大家觀看一段五分鐘的視頻。本來我準備了兩段視頻，但是因為時間關系，在這里就只展示其中的一段。
這段視頻展現的是遠大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最新貢獻。它是一棟57層的樓，建在中國的湖南長沙，遠大城的附近，總高200米左右，共有57層。我們現場的建筑工作全部在19天內完成。這個視頻的標題就是《每天三層，中國新常態》。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更具體的數據。
遠大作為一家民營企業，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一直致力于節能環保。我們的企業理念一直是：我們保護生命。這棟57層的建筑，被我們稱之為可持續建筑。這對中國的傳統建筑是一種顛覆性的創新。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非常遺憾地看到，直到今天，這樣一棟節能環保、具有可持續意義的建筑在中國市場還處于一個初期的發展階段。在國際市場，我們最新一筆訂單來自緬甸。我們想用這樣的方式在那里建一棟100層的樓。但是，在歐洲，我們還沒有建成這樣的建筑。我給大家放這段視頻的目的，是希望借助這個平臺呼吁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政府，既然我們的目標是可持續，而可持續發展必須建立在節能環保的基礎上，為了我們可持續的最終目標，必須做到節能環保。
正如剛才來自巴塞羅那的先生所說，我們不需要太多的討論，我們需要的是執行。在執行的過程中，作為企業的代表，我想呼吁各國政府能夠給予像這樣有顛覆性的、創新的節能環保技術和企業以更多的關注和政策上的支持，只有這樣，我們的可持續建筑才能落到實處，我們的節能環保目的才能實現。
加里托普（Gary Topp）：我們如何建設我們所期望的未來城市？
身份：英國布里斯托綠都伙伴關系業務發展經理
布里斯托是一座奇妙的城市，人口約120萬，被稱為自行車城，剛剛被宣布為英國最宜居城市。布里斯托是一個社會企業城市，大家都知道，它是2015年歐洲綠色首都。在布里斯托，我們提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是誰真正建造和改變了城市？是各級政府？還是組織、市民、企業家，慈善機構和城市本身的核心機構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早在2007年，市政府就認識到布里斯托有很多組織都在關切環保的問題，政府邀請了其中12個機構代表坐在一起，討論城市的未來。這12個機構包括環保組織、大學以及一些大型企業。到了2015年，我們已有830家機構參與進來，關切我們城市的未來，當然，我們沒有一張能夠容納所有人的大桌子。此外，我們的郵件聯絡表中已有超過5000多個人。
什么是重要的公民社會？那就是社會創新的空間，就是人們聚集在一起改善他們的街區，街角擁有花園，城市擁有食品街。布里斯托綠都伙伴關系有一個可愛的小故事，它成立于2007年，當時12個人圍著桌子說：“我們怎樣稱呼自己？”歐盟那時已有“文化之都”，但還沒有所謂的“綠色之都”，于是大家決定稱自己為“綠都伙伴關系”。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行動，我們非常高興與市政府一起合作，并最終獲得了“綠色城市獎”。
我們的“綠都伙伴關系”都做些什么？這是一個對話的場所，是關于城市主要問題的對話平臺。它也是行動的空間，我們正在開展數百個項目，有民間社會伙伴引領的食品、能源、垃圾、自然，社會和諧以及公民所期望實現的各種項目。這種社會創新方式往往走在城市政府或歐洲政府做出的決策之前。因此，它已成為推進變革的一個重要機制。我們以承諾和樂趣參與的方式，舉辦了無數講座，有時關閉街道，舉辦城市食品街等各種活動。布里斯托一年要舉辦許多類似活動，今年的項目更是繁多。
作為2015年歐洲綠都慶祝年，我們完全認識到必須深化對話，并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即“我們如何建設我們所期望的未來城市？”這一對話如何在今年晚些時候巴黎舉辦的COP21發出真正的聲音？我們認為，這需要一個新的智識根基，一個由公民社會力量來改變城市的新思維。今年，我們正在與大學探討這一問題并合作一些研究項目。同時，我們意識到，經過市政府多年來的慷慨支持和幫助，現在到了脫離市政府、成為獨立社區利益公司的時候了。大家可以把它看作是慈善的一種形式。我們正在努力，這半年來也在研究如何努力維持我們的架構和網站，并以一個獨立的民間組織方式運營。
瑪爾達·曼切妮 (Marta Mancini)：米蘭世博會向世界傳遞“營養、健康、美好生活”
身份：米蘭市市長辦公室外事部主任
我今天介紹的是《城市食品政策公約》，這與《市長公約》的概念頗為相似。它首先由米蘭市推出，將在今年10月16日米蘭聯合國糧食日上由來自世界許多國家的市長（包括來自歐洲和中國的市長）共同簽署。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值得在今天的會上作介紹的原因。
米蘭是2015年世博會主辦城市，我在此邀請大家前往參觀。這是繼2010年上海世博會后又一次舉辦的世博會。這兩個世界博覽會的共同點都是圍繞城市和可持續發展。2015年米蘭世博會的主題是 “滋養地球，生命的能源”，簡言之，就是向世界傳遞“營養、健康、美好生活”。
鑒于此，米蘭正在制定自己的食品政策，正在與世界其他城市共同倡導一項國際協議，旨在促進世界更多的城市實施基于可持續發展原則和社會公正的食品系統發展道路。該公約涉及廣泛的主題，如減少浪費、減少由于食品運輸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食品方面的社會融入問題，包括對城市低收入社區的食品供給，或城郊農戶的土地使用權以及農村生產和城市食品需求之間的關聯性。
我想就《公約》的推出過程做點介紹。從去年開始，我們與許多城市的專家，如上海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舉行了多個網絡研討會。這些專家對可能的目標、承諾和倡議進行了討論，直到一個月前，該公約草案正式提交給了所有參與城市。現在《公約》已傳遞給世界更多的城市市長。10月16日，它將在“世界糧食日”之際提交給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這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的市長們在2015年米蘭世博會期間設計了這個《公約》，它將是世博會的主要遺產，是市長們的長期承諾，并激勵他們在未來的幾年實現具體成果。
超過200個來自世界五大洲的城市已應邀加入這一進程，并出席10月16日在米蘭舉行的城市糧食政策市長峰會。城市名單中包括了中國的北京和上海。一個代表了相當于1.5億居民的城市小組正在對《公約》的條款進行起草，同時他們得到了一支國際專家咨詢小組的協助與支持，其中包括：歐盟委員會、歐盟地區委員會、聯合國秘書長糧食安全及營養事務特派代表、糧農組織 ——糧食城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人居署、世衛組織——健康城市、聯合國EXPO、意大利外交部、意大利農業部、米蘭食品法律和政策中心等。
最后，我們很樂意歐洲和中國的城市為我們提供良好的實踐案例，以期為其他城市提供借鑒并得以實施。
卡藍默：關于《共同責任倡議書》的介紹、討論和修訂
身份：中歐社會論壇基金會主席
我們捫心自問：什么是未來的方向？大家已經看到歐洲方面新興的七個不同城市網絡，包括住房、能源等，他們融合了20年的經驗，匯聚出了一些很重要的結論。
剛才米蘭的嘉賓介紹了《城市食品政策公約》，現在我們應該共同思考，“我們要在一起做什么？”“下一個共同行動的步驟是什么？”“我們怎么理解共同責任？”
我認為“公約”的概念在我們的討論中有兩種方式：一是像米蘭市倡議的《城市食品政策公約》，然而要實施這樣一個“公約”，我們需要擁有聯合了一個城市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共同責任公約，以期實現健康、可持續的食品系統。所以，我自問，什么才是共同責任公約的范疇？我認為應從五個維度來考慮。
第一，就像李鳳玲先生提及的注重系統工程、強調治本的中國中醫。我們需要對城市和地區生態系統的工作原理、不同流動方式擁有共同的理解。很多嘉賓已談到民間社會的作用和新興意識、公民意識的關鍵角色、公民的行動權力和參與當地行動的能力，以及如何將這一能力帶進巨大的系統性轉型層面，其中包括文化的轉型。這就意味著我們在共同建設一個城市的生態系統時，要讓所有公民都真正了解這個生態系統，這不僅涉及專業和研究人員，而是關乎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和理解。因此，我們要努力地共同理解我們所生存的生態系統。
第二，什么是一個進取的過程？事實上，它意味著彼此相互學習，不是學習具體的解決方案，而是“共同的治理原則”。那么，如何共同構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如何相互學習與借鑒？如何共享經驗，建立共同的原則，以幫助理解和想象具體的解決方案？我喜歡用“想象”這個詞，它有助于規劃長期項目。因此，這是“公約”的第二個維度。
第三，系統性轉型。如果我們能就共同議題名單達成一致，包括能源的整體管理，而非能源的行業管理，這樣我們將構思一個長遠的路線圖。
第四，包容性和多層次治理。沒有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不可能有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那么，我們如何表達呢？剛才的發言嘉賓提出了領導層的變化。不同嘉賓的發言中都談到自下而上的過程有利于提供創新的空間，而不僅僅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技術方法。那么，我們如何設計這種多層次的包容性治理以及如何制定相互責任，無論涉及食品供應鏈，或是能源？
第五，現在，城市和地區在轉型的全面方法上所進行的努力走在了前面。然而，他們的努力要取得成功還取決于國家層面的政策（稅收、配額管理、對供應鏈的影響、國際商業協議的談判）。那么我們如何聯合城市和地方政府，向他們的國家政府說“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了”？就像《市長公約》在歐洲層面所做的努力。我們自己做出了承諾，我們不會等待其他人的承諾，但如果你們不改變的話，我們將會束手無策，我們將會受到限制。因此，如果城市能夠共同發出聲音，不只是說“我們希望更多的權力”，而是說“我們需要這樣和那樣的變化，以改變我們努力轉型的規模”。這就是我們想向大家呈現的倡議，我希望倡議可快速落實到行動。剛才我很高興地聽到歐盟地區委員會愿意成為《共同責任公約》的發起人之一并支持該公約，如果我們能在某種程度上、在中歐不同網絡之間促成我們的共識并給予我們共同努力的可視性，我想我們就能夠實現一些重要的改變。這是我想向大家介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