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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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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十三五”規劃的啟動之年。這一年，中國經濟告別高速增長時代，進入新常態。5月8日，由深圳市綜研軟科學發展基金會、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主辦，以“十三五規劃與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為主題，以“五年規劃編制與‘十三五’規劃前瞻”和“展望：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為議題的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2015北京年會在京召開。
此次年會系統分析了五年規劃編制的經驗與教訓，從如何使“十三五”規劃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相契合、世界經濟的多邊性與復雜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等新視角，在理論層面做出了梳理與探討，以期為國家和各級政府五年規劃的編制與完善提供參考，使“十三五”規劃能有所創新、更為科學，從而更好地發揮規劃在宏觀調控、戰略引導以及區域協調等方面的作用。
“十二五”期間，中國與瑞士、韓國、澳大利亞等國展開合作，共建自由貿易區；上海、天津、福建、廣東等地也先后建立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區”已成為中外經濟合作的支點，成為備受各方關注的熱點。在此背景下，“十三五”規劃的編制理所當然要考慮到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指出，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是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變化密切相關的，“中國啟動上海自貿區的直接原因就是應付TPP（即：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的挑戰”。李揚表示，中國希望在建立全球市場化體系的過程中貫徹“自由貿易”原則，而這也成為當下國內所有改革的一個共同方向。中美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把中國推到世界舞臺的中央”，一旦兩國達成協議，國際經濟環境將與國內各項改革遙相呼應，共同塑造國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和全球的和平經濟體系。李揚說，過去中國對經濟全球化抱著“接受”、“參與”的態度，而在“十三五”時期，中國將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的建設者”、“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將“站在聚光燈下去建造這個體系”。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對李揚的觀點表示認同，他從“‘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與動力”的視角出發，指出國際體系與大國關系是影響“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之一。祝寶良分析，要想在下個五年進一步提高經濟增長潛力，就要從六個方面解決問題：一要全面深化改革，二要開放人才紅利，三要加強研發科技投入，四要重視包容性發展，五要加強對外開放，六要發展低碳經濟。祝寶良指出，“十三五”期間，中國想要得到的是國際市場、資源能源、技術，金融主導力以及全球規則制定權，而要達成這些目標，就要從以上六方面出發制定“十三五”規劃的戰略政策。
不同于前兩位演講專家對內外部環境相結合的重視，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丁元竹更關注“十三五”時期國內的社會建設。他以“雙重壓力下的‘十三五’社會發展規劃”為題，指出“十三五”時期中國面臨兩大基本事實：勞動力供給繼續減少、老齡化人口繼續增加。這樣的雙重壓力對“十三五”規劃中社會保障體系的設計提出了新要求。丁元竹說，要完善、改革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有三個問題值得“十三五”規劃去研究：一，老齡產業必須發展，但如何成為經濟增長點？二，教育體制必須改革，如何找到與經濟發展的結合點？三，新技術必須應用，被替代傳統行業如何順利退出？丁元竹希望，“十三五”完成的時候，國內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框架能夠建立起來，同時建立與公共服務體系相配套的人力資源配置，培養理性、平和、開放、包容的社會心態，以適應經濟新常態的要求。
編制規劃的目的是為整個經濟體系制定基調，過于激進或保守都可能導致規劃失控，使其無法有效發揮作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教授鄢一龍“從歷史經驗看‘十三五’規劃的新定位”，詳細闡述了規劃預期與現實可能性之間的關系該怎樣處理，“十三五”規劃與市場、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該怎樣處理等問題。鄢一龍分析，發展規劃在宏觀調控中具有導向功能，具體表現在規劃對公共資源配置的剛性約束、對關系公共利益的社會資源配置的有效引導、對社會資源的信號引導三個層面。以此為基礎，鄢一龍建議，將“十三五”規劃的內容分為預測性、導向性、約束性三個方面，以更好地體現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規劃導向功能。
好的規劃可以使資源得到有效配置，開發地方發展潛力，釋放地區活力與動力。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國宏以深圳“七五”規劃為例，總結了綜合開發研究院過去規劃制定中的成果和經驗，提出了“十三五”規劃編制應當探討的幾大問題：第一，產業規劃的政府越位問題；第二，空間規劃的政府缺位問題；第三，地方規劃之間的博弈問題；第四，地方官員任期制度問題。劉國宏指出，根據深圳“七五”規劃的啟示，“十三五”規劃應重點思考和解決規劃邊界、規劃重點、配套體制三個方面的問題。
“十三五”時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討論與思考“十三五”規劃的編制可以使規劃減少失誤、經濟發展少走彎路，以使“十三五”規劃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那么“十三五”的五年該怎樣與之后的十年、二十年銜接，如何在現有基礎上深化改革、調整結構、緩解矛盾、化解風險，從而確保中國經濟與社會的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探討了“從人口紅利到人力資源紅利”的改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胡鞍鋼指出，經過6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完成了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人力資源正邁上新臺階；到20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現代化；到2030年，中國將成為全面現代化的先導與引領，全面建成世界級的人力資源強國、人才強國，“人力資源興則中國興”。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同樣認同人力資源紅利對中國經濟的支撐作用。劉迎秋分析，人口紅利、收入差距、技術進步，國內體制與國際經濟因素都將促使中國經濟保持較高增長率，在了解潛在經濟增長率后，中國應抓住機遇發展自己，盡早將區域經濟多樣化提上議事日程。劉迎秋指出，對于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要堅持勞動力和個人生產資源的自由流動；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三個“沒有變”（即堅持國有企業改革方向沒有變、堅持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的方針沒有變、堅持對外開放和利用外資的政策沒有變）；要根據不同形勢、不同特點、不同要求，分期做好該做的事；要慎重對待第三產業；要突出發揮政府對于市場的補充作用。
對于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展望，原商務部研究院院長霍建國則從內外部環境角度做出了不同解讀。霍建國分析，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將逐步回歸穩定增長期，區域經濟一體化將加速發展，全球市場的開放程度將加快，新一輪產業革命也將使得人們的生活方式、產能模式和商業模式發生改變，外部環境相對寬松。對于國內環境，霍建國認為，“十三五”期間應重點關注兩個方面：第一，要加快形成國內公平、公開、透明的法制營商環境；第二，要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霍建國說，“‘十三五’要在國內的公平競爭環境和開放上盡快向前推進”。
在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諸多因素中，生態環境的作用在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主任研究員龍隆通過對長江經濟帶發展綱要規劃的解讀，進一步分析了全國各地水資源分布和水質帶給城市的影響，指出中國經濟應“轉型與改變發展形態”。龍隆表示，中國經濟要發展，社會生態、產業生態、自然生態三者要實現和諧統一。談及生態文明該怎樣建設才能與經濟長期發展相匹配時，龍隆說，“建立水生態還有很多專業工作要做，而且要用到國家力量，靠地方政府做不到，因為這是跨流域的”，我們要建立“以生態為基底的發展制度”，沒有健康生態便談不上經濟的長期發展。
年會上，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發表了會前引言，中國體改研究會副會長、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理事長李羅力則做了全面而富有激情的會議總結。年會還邀請到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北京師范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賀力平、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趙忠秀為主持嘉賓主持了會議不同環節。
作為專業度與精彩度兼備的一次業內高規格年度會議，本次年會也得到了第一財經、新浪財經、光明網等媒體的支持與關注。正如李羅力在會議總結時所說，各位專家精彩的演講、深刻的闡述，使每一位參會者都受益良多，互動環節的交流更使論壇豐富多彩，這次年會“用‘思想的盛宴’來形容也不過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