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鎮化進程已邁過50%關口,這背后,是無數打工青年人生軌跡的變遷。近日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一書,講述新工人的故事,反思個體、群體和社會的現實與未來。“票子”、“房子”與“孩子”,這些當下青年普遍關心的問題,在新一代青年農民工眼中,既是那么觸手可及,卻又是難以實現的夢想(據5月22日《中國青年報》)。
今年2月,國務院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發布,目前全國農民工總量2.74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68億人。在報道和《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一書新農民工的講訴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現在農民工以往甚至未來的生存軌跡:他們的父輩是大多是第一代農民工,在留守的環境中長大,本身也沒有光鮮的學歷,受到父輩外出打工的影響,早早跟隨父親乃至輟學獨立外出闖蕩,盡管掙著城市的最低工資,卻懷揣著“寶馬”夢想,一心想融入城市,但現實卻又讓他們力不從心,最后不得不為“票子”、“房子”與“孩子”付出一生的奔波。
實際上,這一龐大的外出農民工群體,大多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很難擁有一個屬于自己完整的家。在城里辛苦打拼積攢下不多的收入,回鄉建房結婚就足以讓他們由“富翁”變成“負翁”,農村建起的新房也只是一個家的符號,短暫的停留之后,他們又不得不再次返回城里打工租房,無論是舉家打工還是“拋家棄子”,他們都將長期處在“飄浮”狀態,直到有一天體力不支“落葉歸根”,他們的孩子也早已同自己的父輩一樣“飄浮”在各個城市里,留下一身疲憊多病的父母在早已殘破的婚房里走向人生的終點。盡管這樣的描述讓人感慨,但在今天乃至更長一段時間里,他依然是很多外出農民工難以擺脫的“輪回”。
“城市買房付不起,農村建房住不上”,是新一代農民工較普遍存在現實,要像城市居民一樣“安居樂業”,對新一代農民工而言,無疑是一種奢侈,顯然,這無論對于農民工自身,還是對我們所倡導和推進的城市化,是既不公平也衍生出一系列社會問題,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降低了農民工的職業尊嚴,加深了城市與農民工之間鴻溝與矛盾,而由自卑心理所導致的治安甚至刑事犯罪率上升,正在一些農民工居多的城市成為現實,直接造成社會穩定指數下降。反過來,青壯年普遍外出,農村“殘缺”的家庭也是危機重重,孩子的教育和安全問題,老人的贍養照顧問題,家庭和夫妻的婚姻感情問題,承包土地的管理和農業良性發展問題等等,無不給農村社會健康穩定帶來諸多障礙。
顯然,要完全破解困擾農民工“票子”、“房子”與“孩子”的難題,就目前而言,無論依靠國家政策、地方扶持、社會努力都還不現實,這也是經濟發展和推進城市化過程中難以避免的“陣痛”,但我們也完全可以創造條件給農民工一個完整的家,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只有居住屬于自己的房子,并且能夠“日出而出、日暮而入”才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完整溫馨的家,盡管這種傳統觀念難以適應時代發展,但它卻是提升家庭幸福指數的重要因素,并且也是現代城市居民所普遍追求的目標。
現實中我們不難看到,在一二三線大城市人口急劇膨脹的情況下,一般的市縣級城市農民工人口增長速度并不明顯,但幾乎所有的市縣級城市面積都在不斷擴張,大手筆的基礎設施建設,使其居住環境和各種便利條件并不比大中城市遜色多少,而與發展相對滯后的一些山區農村更有天壤之別,普通市縣級城市基礎設施對人口的容納度大多還都處在“吃不飽”的狀態,盤活“閑置”設施和推進市縣級城市化的進程,無疑能給農民工“進城安家”創造更加便利的條件,而且在戶籍等制度上已不存在任何障礙,以大中城市帶動一般市縣城市,把一些大型制造企業循序漸進從大中城市外移,為普通市縣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讓農民工無論在鄉下建房還是在城里買房,既能花得起錢又能常住,孩子能就近上學,外出打工也能“日落而歸”,同時,鼓勵農民土地流轉,實現“城里鄉里兩不誤”。總之,安居樂業是經濟和社會發展與穩定的基礎,讓超過全國總人口十分之一的外出農民工有一個完整的家,既是各地政府應有的職責擔當,也是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的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