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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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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連續4年多的經濟下行風險，我建議國家下決心推進小城鎮為指向的新型城鎮化，在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后6年里，建設好5000個縣城和重點鎮，解決飲水安全、道路硬化、垃圾處理和生活能源自給等問題，在全國形成拉動經濟增長的大格局。
用新型城鎮化釋放增長動力，從農民、農業和農村找到突破口，需要打破惰性思維，克服本領恐慌
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是歷朝歷代治亂成敗的首要因素。但讓我深感憂慮的是，在政策、資金和項目資源的使用上，有關部門的習慣性思維依然是鋪大攤子，優先向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城市群”“經濟帶”傾斜；省一級也是照葫蘆畫瓢，優先向省會城市和本省的次區域中心城市傾斜。對于小城鎮的政策設計，從上到下認識不足，重視程度不夠，經常處在搖擺不定的狀態。事實上，我國91%的國土面積、73%的人口在縣域，老祖宗早就告誡“郡縣治則天下安”。
對于小城鎮為指向的新型城鎮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都有做好工作的真誠愿望，也有干勁，但很多官員還是習慣于用老思路、老套路應對，搞出一些南轅北轍的事情。2013年3月1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講話時批評說，“這就叫新辦法不會用，老辦法不管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
從世界格局來看，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際經濟政治形勢復雜多變，倒逼我國經濟增長的力量從國外轉向國內，從城市轉向農村。客觀地看，農民的腰包鼓不起來，整個國家就會失去內需拉動力。
我在浙江、江蘇和廣東這些相對發達地區看到，引進一個品牌企業、一所知名學校、一家特色醫院，或者建設一個特色市場，就可以把小城鎮搞得有聲有色。作為一種投資行為，小城鎮的道路、橋梁和房屋建設能夠消化過剩產能，直接拉動水泥、鋼材、建筑、裝潢、冶金和機電等行業；作為一種消費行為，小城鎮能夠引領現代生活，改變量入為出的傳統觀念，現代家具、電器、互聯網乃至汽車進入農民家庭，實實在在地促進農村消費上一個新臺階。
用新型城鎮化釋放增長動力，從農民、農業和農村找到突破口，需要邊破邊立，著手制度設計，尊重基層經驗
我國現有建制鎮總數1.9萬多個，與國家經濟總量提升、社會事業發展和綜合實力增強息息相關，是城鄉和工農連接紐帶，是農村社會公共品的神經末梢和服務載體。我建議牽住這個“牛鼻子”，從幾件大事入手，先打破眼下僵局，再循序作出自上而下、以難帶易的頂層制度設計。
第一件大事是協調扶持政策。中央和省里現在都有支持小城鎮的積極性，但大多集中在生態環境與經濟基礎較好的地方，中西部地區還存在畏難情緒。各部委的扶持配套政策協調性不夠，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一直形不成協調聯動的合力。
第二件大事是提高規劃水平。小城鎮規劃水平不高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目標定位不明確，重點不突出，省、市、縣、鎮各級規劃不銜接。有的規劃已經到期或即將到期，有的規劃可操作性不足，缺少有效實施手段。
第三件大事是充實地方財力。從1994年中央與地方實行分稅制改革后，中央和省對市、縣（市、區）兩級的財政分配體制進行了多次調整，大部分縣（市、區）財力不足。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和省實施的縣城和小城鎮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和環境建設項目，一般都會要求地方財政配套投入，造成地方財政風險偏大，社會資源利用不足。
第四件大事是支持改革試驗。鄉鎮傳統管理模式涉及行業較廣、部門較多，與市場經濟不匹配，很多制度性難題有待突破。正在摸索中的鄉鎮機構改革、財政體制改革和農村稅費減免，在目前還很難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很難適應改革所帶來的資金來源變化，很難適應人、才、物管理模式的變化。
第五件大事是形成增長機制。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的鄉鎮企業絕大多數改制為民營企業，就地消化農業轉移人口的傳統模式發生了變化，通過鄉鎮政府辦企業、以工哺農、以工興鎮的機制已經衰退，但新的增長機制并沒有同步形成，產業同構的問題比較普遍。
用新型城鎮化釋放增長動力，關聯度高、影響面大，是一個大棋局。走對了，整個國家就可以走上由內需主導的新常態增長軌道，處變不驚地應對各種突發性國際風險和國內挑戰。我相信無論在當前還是今后30年甚至50年，這都是可以培育的空間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