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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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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自覺》：姚遠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這位政治學博士以直面公共事務的勇氣，高度運用理性，成為大拆除潮流中的對抗者、思想者和建設者。他留下的這一篇篇飽蘸赤子情懷的文字，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見證了這個時代的局限與一位讀書人的擔當。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是我為姚遠的新著《城市的自覺》寫下的薦語。
2006年8月，我在南京老城拆遷現場采訪，見到時年25歲、正在北京大學和早稻田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姚遠；此前的6月10日，中國迎來了歷史上第一個文化遺產日，國務院為此下發《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指出：“我國的文化生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文化遺產及其生存環境受到嚴重威脅。不少歷史文化名城（街區、村鎮）、古建筑、古遺址及風景名勝區整體風貌遭到破壞，必須充分認識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可是，文化遺產日的設立與國務院的《通知》，并不能扭轉南京古城的命運，一場以“解危解困”為名，行房地產開發之實的大拆大建，還是將古都南京歷經戰亂而得以幸存的歷史街區成片成片地抹去。
值此關鍵時刻，姚遠，這位南京曾經的高考狀元，執筆寫下了《關于保留南京歷史舊城區的緊急呼吁》，得到侯仁之、吳良鏞、謝辰生、傅熹年、陳志華、宿白、鄭孝燮、徐蘋芳、梁白泉、蔣贊初等16位前輩學人的響應，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對此作出批示，促成《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于2008年出臺。可是，這部歷史性的法規也并不能完全遏制推土機的欲望，在許多歷史文化名城，各種名義的拆除，此起彼伏，持續至今。同樣持續至今的，是姚遠的堅持。這構成了一幅歷史的鏡像，被真實記錄在《城市的自覺》一書中。這部著作收錄了2006年至2014年姚遠的“呼吁”，按時間排序，第一篇文章即《關于保留南京歷史舊城區的緊急呼吁》，它見證了中國設立文化遺產日之后，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經歷的一段不同尋常的歷史。
這段歷史不同尋常之處還在于，姚遠不是在作孤獨的抗爭，越來越多的人站了出來。“這些年古城保護的每一點進步，都離不開廣泛的公眾參與，都凝結著社會各界共同的努力。”姚遠在《城市的自覺》一書中寫道，“在北京、南京、福州、天津、哈爾濱、武漢、常州、定海等城市，從專家學者到志愿者，從記者到普通市民，在關系古城命運的歷史關頭，許多人懷著對鄉土的熱愛，對祖國文化的熱愛，沿著梁思成、朱偰的足跡，以實際行動捍衛古城應有的尊嚴。”
他所記錄的公眾參與成功案例包括：在社會各界的反對下，2007年北京東四八條拆遷被叫停；西四北大街改造項目擱淺；2008年北京市文物局宣布“圓明園里面的建筑暫時不會恢復”；2009年北京市文物局會同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確定保留梁思成故居，南京市規劃局宣布將堅持老城整體保護的原則，擴大保護區范圍，確立了“鼓勵居民按保護規劃實施自我保護更新”的原則。
這些成功是難得的，甚至是短暫的。盡管被納入了不可移動文物名錄，北京梁思成故居仍于2011年遭到開發商拆毀；盡管確立了整體保護的原則，南京古城仍在被大規模夷為平地。但是，這些難得的甚至是短暫的成功見證了中國社會文化遺產保護意識的覺醒，預示了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確保決策制度科學、程序正當、過程公開、責任明確”擁有強大的社會基礎。
姚遠在親歷一場場文化遺產保護遭遇戰之時，對中國社會的轉型進行了深入思考。在本書中，他揭示了大拆大建橫行于中國城市的制度基因，敏銳認識到這一現象的背后是公私利益關系的失衡：“由于尚未建立物業稅的稅收機制，嚴重制約了政府的稅源，使得城市的公共服務投入不能正常回收。唯一的回收途徑就是拆房賣地，通過土地財政的方法，用土地出讓的收益支撐起公共服務的巨額投資”，而以此方式支撐的公共服務，在不動產稅缺失的情況下，使社會財富的分配呈現“馬太效應”。他呼吁，開征物業稅或不動產稅，并認為此項改革“決定了公眾參與必將成為城市治理模式的一大變革趨勢”。知行合一，姚遠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