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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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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樹梁祖籍河南信陽,2012年被評為“深圳優秀保安員”并獲得入戶指標,年底被確診為肺癌晚期。妻子因政策關系,要在明年6月才有入戶機會。為了幫助妻子落戶,他頑強續命,為了續命,他成了“抗癌斗士”,和醫生所說的“一般病人只能活3到6個月”相比,吳樹梁已堅持了近30個月。(4月26日《新京報》)
城市戶口所具有的“含金量”有多高,吳樹梁個人的遭遇,便是清晰的賬本。比如,他得了肺癌,其在入戶之前,就醫一下子就花了20多萬,如果有了戶口可以辦深圳的醫保,九成的花費便由醫保埋單；因為妻子沒有入戶,享受不了廉租戶的待遇,住房又是一筆不小的支出。由此,不難理解吳樹梁為戶口而活著的意義所在。他因為被評為“優秀保安員”,拿到了深圳戶籍的敲門磚,整個家庭也一只腳踏進了深圳的大門。這也意味著,等到妻子孩子都入戶的那一天,即能分享通過努力也難以企及的福利。“隨遷”入戶是個辛酸的字眼,他背負著妻子和孩子入戶的擔子,不得不以命相搏,若天不佑人,勢必會使得戶籍“得而復失”。吳樹梁家的辛酸,反映的依然是加快城鄉一體化、破除城鄉戶籍壁壘的問題。
城市戶籍壁壘是城市環境容量和公共服務資源供給的瓶頸所致,尤其是大城市,人口多、資源成本高,同時,大城市又容易成為社會資源的洼地,導致更多的人想留在大城市,不得不通過戶籍的方式來獲得資源；另一方面也源于城市利益算計的功利,社科院發布的《中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報告》測算顯示,目前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約為13萬元,這個成本在大城市會更高。
打破戶籍壁壘的核心是“同城同權”,但總的來說是說著容易做著難。客觀來說,一夜解決市民化所需要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是不現實的,而主觀來說城市既缺少投入的動力,也害怕步子過快,會形成人口快速涌入的“洼地效應”。正是因為如此,許多城市都選擇了“積分入戶”制度,一是為了有計劃地市民化,二是有選擇地為城市所用,如大城市的入戶制度都有顯性的“精英化”痕跡。
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戶籍改革列入了改革的重要的事項,去年7月《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出臺,意見指出,建立居住證制度,以居住證為載體,建立健全與居住年限等條件相掛鉤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去年底,與之配套的《居住證管理意見》征求意見,至今待產。該意見提出9項基本公共服務、6項便利實行“同城同權”,都是未來的方向與路徑。
戶籍壁壘是區域之間的割裂與對立,換言之,拆除戶籍壁壘除了強調城市提供公共服務資源的義務之外,更需要從頂層設計上消除人口流動的障礙。比如,保障制度、義務教育制度、高考制度等等,都是行政區域的割裂設計,而非一體化的平權制度。以高考為例,誰接納流動人口高考誰在招生上吃虧,哪個城市又愿意打開壁壘?
顯然,破除戶籍壁壘需要頂層推動,讓戶籍改革與社會保障、義務教育、高考制度等改革同步推進,改變“分灶吃飯”的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