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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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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時節，不由想起在另一個世界的父親。
20年前夏初，我尚蝸居京城筒子樓，初為人父，雖無力接老人來京頤養天年，但彼時覺得生活已經是曙光在前頭了。不料忽然接到家中來電，不到65歲的父親突發心腦血管病辭世，聞訊頓覺天塌地傾。
雖然，父親離世時身份實實在在是農民，但我覺得父親的靈魂深處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是農民，他的眼界似乎也遠遠超越了耗盡他一生的那片鄉野。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父親絕對是鄉親們眼中不可思議的奇葩，因為他砸鍋賣鐵也堅持讓我們四兄弟全部念完高中。那個時候在鄉下，像我們這樣身份的農民實在看不到讀書有什么出路。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后幾年間，在家鄉幾個學習片區內只有我們家有兩兄弟考上了大學，鄉親們才嘆服父親的遠見。
父親年輕時外表酷似電影《奇襲》的主角張勇手，記得小時候鄉村常放映這部電影，主角出場時小伙伴都會笑著跟我家兄弟打趣說“你爸出來了，你爸出來了”。但父親年輕時患過風濕性關節炎，沒治好落下病根，左腿肌肉萎縮，干不了重農活。
雖然只有高小畢業，但父親能寫一手好毛筆字，不僅會看機械、工程圖紙，也能畫簡單的施工圖紙，所以他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就不斷被鄉鎮外派參加各種運動式工程。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父親成為縣上錳礦廠的正式職工，并且還是個技術工，據他說當時身份是國家干部。所以那個時候，父親買了一輛老紅棉自行車，是當時方圓百十里內絕無僅有的奇觀。
到了1962年，為響應毛主席號召，各行各業支援農業第一線，父親和礦上大多數工人、干部一樣回鄉支援農業生產。1969年礦上復工，父親和其他人又都回到礦上上班，但干部身份沒人提了，而且還說農村也需要他們，他們就是亦工亦農。亦工亦農的待遇就是工資一般交給自己戶口所在的生產隊。父親作為技術工月工資36元，每月交給生產隊18元，掙滿員工分，自己還有18元生活費。從1971年開始，父親每個月至少要拿出12元做學費供兩個孩子念中學，家境困窘至極。
據說“亦工亦農”的人多是因為出身不好，不能轉為正式職工或干部。我們家當時劃定的成分是下中農，在那個年代還算說得過去。但奶奶家出身富農，外婆家是地主，父親是不是受此影響不得而知。當時礦上和父親有同樣遭遇的有110多人，而全礦員工不過300人出頭。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起，這百余號人就不斷為改變自己的命運抗爭，不斷到自治區政府上訪，要求轉正。1975年他們甚至一起集資，派3位代表到北京上訪。父親因為能說會道，被推為“闖蕩”北京的帶頭大哥。他們規規矩矩搭乘列車到北京，受人指點把申訴材料遞交給全國總工會之后，也就老老實實回去上班，事情不了了之。
但即使這樣的待遇也沒有維持下去。1979年中國對越南實施自衛反擊戰，地處邊境的家鄉成為前線。戰爭結束后，為表彰有功民兵，縣政府決定把所有亦工亦農的員工全部遣散回農村，讓支援前線有功的民兵取而代之。伴隨著歡慶民兵從前線歸來的鞭炮聲，父親他們再次集資赴北京上訪，但再次不了了之。
從此我們家兄弟上學的學費成了天大的難題。那年五月我在縣城上高中，已經變成農民的父親到學校來看我，臨走我問這個月的生活費怎么辦，他臉上僵了一下，說過一段再說，然后緩慢地轉過身，邁上我家那輛老得沒人愿意買的老紅棉自行車艱難蹬走，遠遠地，聲音傳來，“實在不行你到你姑父那兒借幾天伙。”
我木立良久，心亂如麻……
我上大學那些年，據老家人說，不善莊稼活計的父親為了給我攢生活費，幾乎爬遍方圓幾十里的懸崖峭壁，為的是搜捕每只能賣出幾元錢的蛤蚧……
一直到九十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邊境各種工程逐漸增多，父親才又如魚得水，領著鄉里的一幫年輕人外出承包小工程，成為鄉里的能人。
1992年我回鄉探親，當時家境已經改觀，父親心情甚好，我便借機好奇地問父親說，當年上訪真的相信上級領導會解決問題？父親平靜回答“半信半疑”，“但不管怎么說，我去了兩次北京！”他帶著狡猾的笑意跟了一句。要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我們那個偏僻地方，全縣包括縣委書記、縣長一生也沒有到北京的機會。
外人可能覺得父親兼具農民的狡黠與小城鎮居民的市儈；而我更愿意認為這是他老人家多年走南闖北修成的世情練達。
而他向往都市的“隱秘”竟是如此的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