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社部最新統計顯示,2014年社會保障覆蓋更多人,待遇水平提高,基金運行平穩。截至去年年底,參加基本養老的人數達8.37億人,參加城鎮基本醫保的人數達5.93億人,工傷保險參保人數超過2億人,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的參保人數均達1.7億人。同時,全年共有19個地區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在14.1%。
“勞動者的社會保障水平顯著提高,表明政府打通城鄉二元分治的決心。”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城鄉政策上,政府大力推動戶籍制度改革,以及出臺了保障農民工子女教育等政策措施,彰顯了國家把“人的城鎮化”落到實處的決心。
凝聚共識:城鎮化的核心是“人”
“暫住證改成了居住證,一下子有了歸屬感,本地人享受的政策和服務我們也都享受了,也讓我真正把這里當成了自己家。”在江蘇務工的安徽籍農民工張亞龍高興地說,有了居住證,子女可以在當地接受義務教育,他和妻子可以繳社保、享受廉租房。
根據新型城鎮化要求,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讓1億進城農民工能夠在城市扎根。據了解,各地紛紛出臺涉及農民工就業培訓、住房保障、隨遷子女教育等政策措施。
例如,重慶市啟動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以來,對進城務工時間較長、工作較為穩定并適應城市生活的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鼓勵本人及其家屬轉戶進城,享受城市居民在就業、社保、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相同待遇,并允許繼續保留在農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以及按市場化方式處置后獲得收益的權利。
“新生代農民工正在成長,他們對工作、生活的追求明顯不同于此前的農民工。”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農民工群體中80后約占60%,這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更看重自身今后的發展前景,更盼望能夠融入城市。“就這部分農民工來說,只按時足額支付工資、上社保等已經遠遠不夠了。只有把培訓、住宿、業余生活等逐步改善,并給出今后發展的前景,才能滿足他們融入城市的需要。”蘇海南說。
深層改革:不僅僅是戶籍變更
2014年7月,國務院正式公布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終結了延續半個世紀的“農業”與“非農業”二元戶籍,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從農業、非農到居民,戶口看起來改的是“稱呼”,但背后卻是沉甸甸的福利賬。
“戶籍制度改革表面上看是個比較輕巧的改革,實際上背后是農村和城市居民不同的權力和利益,也是個硬碰硬的改革。農民進城要享受城市待遇,土地財政、財稅制度改革更是硬碰硬,是對現有既得利益和權力的重新分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說。
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指出,戶籍制度改革改變戶口只是“形”,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才是“實”。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不能把城市落戶與放棄農村承包地與宅基地掛鉤,不能把公共服務與戶籍人口掛鉤,只有真正做到權利平等,才能讓更多進城農民工穩定生活在城市里,實現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就近就地:以縣鎮為基礎實現“人的城鎮化”
我國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增長到2013年年底的53.73%,城鎮人口約7.3億,城鎮化水平已與世界平均水平大體相當。
城鎮化的持續快速發展,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與此同時,近年來一些地方出現的空城現象,讓人們認識到,城鎮化不是簡單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積擴張,而是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由“鄉”到“城”的轉變。
“人的城鎮化”首先要選擇適合的城鎮發展模式。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徐匡迪認為,中國的城鎮化是資源、環境嚴重制約下的城鎮化,大城市面臨更加嚴峻的資源緊缺和污染嚴重、交通擁堵等“大城市病”。“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要形成以縣、鎮為基礎,構建合理的、大中小相結合的城市群格局。鼓勵農村富余勞動力及能人在縣、鎮落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的無序擴張。”徐匡迪說。
張占斌指出,中小城市要發展有特色的產業,發揮比較優勢,讓農民工實現在中小城市就近就地實現就業。“城鎮化的基礎是產業,沒有產業支撐的城鎮化,到最后蓋的樓都會成為‘鬼城’;有產業支撐的中小城市則能夠集聚人口,反過來又會促進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張占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