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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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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底，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洋告別山城重慶、奔赴嶺南成為廣東新一任的省委書記。從中國中西部唯一的直轄市到中國沿海經濟最發達的省份，從“大城市+大農村”的三峽庫區到號稱制造業“世界工廠”的珠江兩岸，這種強烈的經濟、社會、文化反差對初到嶺南的上任的汪洋來說無疑是一種新的工作考驗。不過，這對于一個當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率先倡導改革、在中央和地方具有豐富工作閱歷的領導人來說，經過30年高速發展之后沿海地區小富即安、人心求穩、逐漸盤根錯節的即得利益集團，在占有了資源之后不思進取，各種行政的條條以紅頭文件固化了部門的權力，從而束縛著人們的想象力、創新力的情形，是不是也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呢？
廣東近代以來就以開風氣之先聞名南北，曾為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率先擂鼓揚帆，而汪洋當年也曾以一篇《醒來，銅陵》在內地城市提早撬動了體制變革的車輪。一個始終“先行一步”的沿海省份，一位以改革見長的傳奇書記，他們在改革開放第30個年頭的相遇，是對現有成績的一次見證總結、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還是在為下一個30年的起步醞釀和催生新的變革力量？從解放思想到產業結構調整，從“網絡拍磚”到“騰籠換鳥”，一連串的新政奇招已經讓人們感覺到了嶺南大地涌動著的氣息和嗅到了變革和味道。
解放思想
汪洋初到廣東開門見山講得最多的、最重的問題就是解放思想。在一次省委會上，汪洋使用“解放思想”一詞的頻率更是達到了22次之多。應該說解放思想一詞對廣東而言并不是多么新鮮的概念和話題，從近代開始這里的思想似乎就從未封閉過，改革開放以后人們更是將解放思想與廣東建立起了天然的聯系。初到廣東的汪洋反復強調一個大家再熟悉不過的觀念，用心可謂良苦。他深知30年前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是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殺出了一條血路”，今天重提解放思想，經濟社會的基礎條件、尤其是改革主體的角色和心態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解放思想更多反映的是一個地方官員和普通民眾在面對改革開放時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即是否具備與時俱進、不斷變革創新的勇氣和魄力。
改革開放第一個30年，廣東率先解放思想，取得“先行一步”的發展優勢，一躍從過去東部沿海落后的農業省份成長為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省份、珠三角地區成為中國經濟最活躍地區和最重要的經濟拉動引擎之一。已經屹立經濟高峰、高處不勝寒的廣東思想還需解放？發展還需創新？至少人們身上表現和流露出躍躍欲試已經不那么迫切和強烈了。例如，讓汪洋始料不及的是，曾經雷厲風行的廣東官員，如今出現了必須通過紀委點名，才能保證人員參會率的現象。（注：上任伊始不久的廣東省委全會缺席者有50多人，占到會議人數的十分之一。汪洋對此大為震驚，他說：“省委全會是廣東省規格最高的會議，研究部署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內容，不能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本來就是靠這個會議安排工作，一個部門就一個人，還沒有來，我們的決策就無法傳達，更無法執行。下一次紀委要對到會人數進行登記，形成基本的制度。”）
針對不少廣東官員存在的上述問題，汪洋不止一次的利用重溫改革開放之初的方式，教育和激勵現在的黨員干部，以期再次喚起他們的斗志和信心。在一次會議上，汪洋當眾拿出了一本《1992鄧小平南方之行》的書，并當眾讀了一段：“吳南生置生死于度外，他說，‘就讓我去汕頭搞實驗吧，要殺頭就殺我的頭……’”。汪洋談了自己讀這本書的體會：“我一看真是激動啊，那個時候的勇氣是什么，經濟的壓力，社會的壓力，但是我們現在還有沒有？當年沒有資金就自己去找，當年搞電廠、修路什么都沒有錢，沒有技術我們就大膽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發展三資企業，這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啊，使廣東的發展實現了跨越式的進步。”
汪洋這番“借古喻今”的肺腑之言，只想讓黨員干部重新找回當年起步創業時那份義無反顧的豪情。盡管邁出這自我否定和變革的一步要付出巨大利益和心理成本，但在改革開放第一個30年已經過去的時候，能否再次解放思想將會直接影響廣東在下一個30年的發展勢頭和發展角色，同時也是關系整個中國經濟能否實現變軌突圍，創造又一次經濟奇跡的關鍵核心問題。
現在回顧北以工業設計啟動城市化進程的實踐，廣東工業設計城之所以能在短時間里取得超常規的發展，同樣得益于解放思想。這需要主政者有敢于突破自身現有思維習慣和發展模式的勇氣和魄力。在金融危機中，順德的民營企業由于發跡于本鄉本土、扎根于本鄉本土，由于銷售市場主要在國內，沒有遭受過大的沖擊。但同時，順德人曾經表現出的銳意進取精神也隨著經濟總量的增加反而出現了弱化的趨勢。針對上述情況，北鎮委書記徐國元認為，“經過30年的拼搏奮斗，已經積累了一定物質財富的順德需要找準下一個目標”。北的工業總產值已經達到了相當的規模，但與此同時本地制造業的利潤空間卻越來越窄，而且制造業企業擴張所需的工業用地資源已基本耗盡，發展模式亟待調整轉型。雖然依靠美的、碧桂園等大企業的帶動，本地經濟依然可以保持兩位數的增長，但北沒有坐等，而是再次拿出了當年大膽解放思想、率先實施產權改革的勇氣，在產業重鎮的突圍探索中“先行一步”。
轉型升級
如果將解放思想比作一次提振士氣的總動員話，“轉型升級”則可看作是一場改變廣東未來發展走向的重大戰役。改革開放30年，我們在稱道廣東經濟發展奇跡的同時也要看到在其輝煌背后的隱憂，單純依靠密集低成本勞動力和資源消耗帶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將難以長久維持下去。但盡管如此，轉型升級在目前制造業如日中天、占據絕對主導的局面下探討這樣的話題、實踐這樣的理念是否有些不合時宜甚至有些過于超前？其實關于廣東今后道路選擇問題的討論一直沒有中斷。應該說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實現“騰籠換鳥”、建立現代產業體系是符合產業發展規律的，也是廣東未來發展的理想目標。但現實情況卻是，經過30年市場自發的聚集整合，廣東的產業結構已經與要素結構形成近乎完美的耦合，并產生了路徑依賴效應。打破現有的平衡必須要有強大外力的引入，并付出巨大的改革成本。在現實的推進中可能無法避免的涉及某些群體的既定利益，畢竟今天的改革不再是在真空中搞改革，之前改革的擁護者、實踐者、推動者可能蛻變為新一輪改革的反對者、干擾者、阻擾者。香港《文匯報》曾直白評論道：汪洋真要“殺出血路”，得面對“三座大山”──改革動力不足、官員求穩怕變、企業畏難欠進取。
2008年的金融危機將處于艱難抉擇期的廣東和汪洋本人推向了風口浪尖。時年，受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影響，廣東、浙江等東部沿海大批外向型制造業企業訂單驟減，引發了一輪破產倒閉風潮。中央出于減少經濟波動、保增長和穩定就業等原因的考慮，對勞動密集型制造企業進行扶助和補貼，外部環境的突變考驗著廣東變革的決心和勇氣，此時汪洋一句不救落后生產力的表態，被指有違中央政策，一時成為輿論的風暴眼。不過，金融危機中既有“危”，但同時也孕育著“機”，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恰恰成為堅定廣東轉型升級路線的轉折點。汪洋說，“從某種程度來說，要感謝全球金融危機的出現，因為它辦到了政府想辦但辦不到的事”。
在汪洋看來，廣東經濟如同一個胖子，總量很大，但缺少肌肉，沒有核心競爭力，遇到和別人掰腕子的時候，弱點一下子就暴露出來了，因此需要減肥瘦身，那么選擇轉型升級就成了必然選擇。2008年3月底，汪洋在未打招呼的情況下突訪東莞，當著聞訊匆匆趕來的當地官員的面說，東莞必須將低水平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制造環節轉移出去。他更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東莞今天不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明天就要被產業結構所調整。”兩個月后，廣東省推進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雙轉移”工作會議召開，廣東省決定在未來5年投入500億元人民幣，調整結構、升級產業、優化勞動力素質、提高人均GDP。
2008年底，《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正式經國務院通過并公布，珠三角地區的發展問題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在經歷金融危機的斟酌、權衡、反復后，繼續堅持解放思想，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等關鍵信息無一例外的出現在綱要文本中，這表明支持廣東轉型升級的聲音占據了主導并得到來自國家層面的充分認可。
據說汪洋來到廣東伊始，就非常關心順德。并且在改革的布局中重新將順德與特區一起，擺在了全省改革戰線中醒目的位置。2008年，當國際上的金融海嘯與廣東省的“雙轉移”兩股大浪交織撞擊，無論在經濟生活還是社會輿論上都如同一張拉滿的弓一般緊張而敏感的時候，年底，汪洋來到了順德。出人意料，他在排得滿滿的行程中，特意安排了一個題目：要看一看順德的工業設計。
也正是2008年底，在廣州美術學院設計學院院長童慧明教授主持的一項關于《精彩創新珠三角——珠江三角洲中小企業設計創新競爭力研究報告》中指出，始于2008年9月的金融海嘯，在短短三個月中對廣東的出口產業已造成巨大的沖擊：前三個季度中廣東有6800多家企業退出了出口市場，上半年6萬7千家規模以上中小企業倒閉，僅紡織行業已倒閉1萬多家。
童慧明在報告中援引諾基亞CEO Pekka Ala-Pletila曾經建言廣東省的話說：就廣東產業經濟的特點來看，珠三角更適合由發展“廣東設計”創造出自身的“創新型產業”。英雄所見略同：“金融危機之后，工業開始復蘇，如果這個時候工業設計不能復蘇，將錯過最好的時機?！?中國工業設計協會理事、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工業設計系副教授、A-ONE設計工作室總設計師石振宇說。（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