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上午,“聚焦改革,情系民生”形勢政策報告會上,市政府副秘書長、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周立云以破解城市病為主題作了報告。他提到,北京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需控制人口數量,調整產業結構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另外,他對北京的交通、水務、環境等方面的資源承載量進行介紹,到2017年,北京要在以上方面再投資1.2萬億。
增100萬人需一個東西城
周立云說,根據相關測算,每增加100萬人需要100平方公里土地,目前東西城的面積加起來是92.4平方公里,100萬人相當于增加了一個東城加一個西城。另外,還需要新增住房建筑面積2200萬平方米,新增保障性住房約12萬套,年用水量要增加1.2億立方米,新增普通中學33所,小學42所等。
周立云說,人口增加要生活的舒適,背后是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配套。當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的增長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速度時,城市運行狀態就會被強化。人口的速度增長過快,房子跟不上,住房問題越來越突出,就會出現地鐵擁擠、違法建設屢禁不止、群租蟻族等許多城市社會邊緣問題。
攤大餅模式未能有效遏制
周立云提到,人口過多是造成“城市病”的表面原因,從更深層次看,是城市功能太多帶來的。因此,治理“城市病”需要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城市發展模式。
1992年,北京就提出分散集團式布局,2005年提出“兩軸兩帶多中心”,但近10年的發展,北京的“攤大餅”式發展模式并未有效遏制,特別是城鄉接合部范圍拓展較廣。全市近500萬外來人口和近50%的違法建設集中在這個區域,人口倒掛問題在這些區域突出,有些城鎮本地與外地人比例達到1:15。
周立云還提到,協調發展是治理“大城市病”的根本出路。“2013年40%以上的外來常住人口來自津、冀、魯、晉、內蒙古等周邊地區,其中河北的占到23.7%。”周立云說,如果河北發展水平和北京相當,肯定能有效減輕北京壓力,這也體現出中央要求京津冀協調發展的重要性。
解決城市病應先立法規劃
周立云表示,“城市病”有深刻的社會原因,怎么樣不讓它“攤大餅”需要立法,增強規劃編制和實施的剛性。日本和英國倫敦在進行規劃以及建立新城中都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法律體系。
另外,新城和衛星城要有產業發展支撐,要有良好的公共服務和生活居住條件。建設新城、副中心有個基礎條件,就是在大城市都市圈范圍內要有完善的交通設施。為緩解北京的“城市病”,北京還將繼續加大對基礎設施以及公共服務的改善,加大資金投入。到2017年,全市在交通、水務、大氣治理、垃圾處理、園林綠化等投資1.2萬億左右。
■資源盤點
交通限購難控擁堵惡化
若按照現行調控政策,年均增長4萬到5萬輛小汽車計算,到2020年,全市機動車保有量仍將達到650萬輛。按照目前車輛使用強度,不考慮道路建設治理工作,2020年的擁堵狀況會回到2010年采取限行之前的狀況。
住房不能完全放開供應
周立云說,北京的房價高漲,主要是土地資源要素的短缺,土地供給不足,剛性需求與房源不足的矛盾。但北京作為首都,由于特殊的城市性質,相對較高的公共服務水平,購房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要全部滿足。但土地資源有限,房子不可能敞開供給,敞開賣。北京房價問題一定程度上不能用供需平衡來解決。
用水北京比以色列缺水
2012年是北京近些年來降水較多的一年,全年人均水資源量191立方米,是全國平均的11%,這低于國際公認的嚴重缺水警戒線人均500立方米。周立云說,大家印象中以色列非常缺水,2005年考察時他得知,以色列人均水資源量276立方米,北京比以色列還缺水。